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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即使知道了这两字，也不用“好乎”
或“是也”
，还是用“好呀”
或“是唉”
。
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们也毫不畏缩。
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
这缘故，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
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但这时就来了一个问题：听博识家的话好，还是听专门家的话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
自然都好；但我由历听了两家的种种指点以后，却觉得必须有相当的警戒。
因为是：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
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事，还得加一点申说。
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
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
名人被崇奉所**，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
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
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
还有江亢虎博士，是先前以讲社会主义出名的名人，他的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样呢，我不知道。
只是今年忘其所以，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悳’，从‘’从‘心’，‘’即直觉之意”
，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
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
不过在社会上，大概总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
所以译一本欧洲史，就请英国话说得漂亮的名人校阅，编一本经济学，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题签；学界的名人绍介医生，说他“术擅岐、黄”
，商界的名人称赞画家，说他“精研六法”
。
……
这也是一种现在的通病。
德国的细胞病理学家维尔晓（Virschow），是医学界的泰斗，举国皆知的名人，在医学史上的位置，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进化论，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几回讲演，据赫克尔（Haeckel）说，很给了大众不少坏影响。
因为他学问很深，名甚大，于是自视甚高，以为他所不解的，此后也无人能解，又不深研进化论，便一口归功于上帝了。
现在中国屡经绍介的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耳（Fabre），也颇有这倾向。
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
但倘无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样精到的观察，因为观察的基础，也还是解剖学；农学者根据对于人类的利害，分昆虫为益虫和害虫，是有理可说的，但凭了当时的人类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却是多余了。
有些严正的科学者，对于法布耳的有微词，实也并非无故。
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虫记》十卷，读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
不过名人的流毒，在中国却较为利害，这还是科举的余波。
那时候，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和天下国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
，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了。
成绩如何呢，不待我多说。
这病根至今还没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满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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