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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伯复问鬼曰：“我是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
鬼答曰：“唯不喜人唾耳。”
于是共行。
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无声音。
定伯自渡，漕漼作声。
鬼复言：“何以作声？”
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
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着顶上，急持之。
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
径诣宛市中，下着地，鬼化为一羊。
定伯恐其变化，亟唾之。
卖之，得钱千五百，乃去。
……时人语曰：“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
虽然可以从中总结各种人生道理，但首先我们应当发现这是一个颇有趣味的娱乐故事。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小说起源于劳动的空闲谈论故事的消遣。
人们在劳动时，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了劳苦，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
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是小说的起源。”
因而，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小说的第一性，应该是娱乐，而非教化。
当然，这里存在一种危险，即把娱乐视作醉生梦死，视作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人们总是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仿佛如此便能简单地理解世界，掌握生存的方法。
拥有君子之乐，并不意味着失去忧患意识，这是孔孟留下的智慧。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坦白，“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嗟乎！
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
。
虽然蒲松龄伤感沦落，带着“士大夫”
的“孤愤”
，借谈狐说鬼以抒发忧愤，但是他依旧把写作《聊斋自志》视作一种“寄托”
。
他认为自己如同月下秋虫，孤独地依偎栏杆，在自己编织的梦幻中“偎栏自热”
。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在书中提及了诸如幻术、杂技、藏鞠、马戏、斗戏、棋戏、酒令、对联、灯谜、酒令、笑话、下棋、蹴鞠、赏戏、作画等这些娱乐活动。
这一切，都是他渴望着得到娱乐的甘露。
他在娱乐自己的同时，也娱乐着人们。
我们仿佛看到了蒲松龄死后的100年，在西方诞生了另一个用写作拯救自我的孤独的灵魂卡夫卡，他在给马克斯·布罗德（MaxBrod）的一封信中写道：“写作是一份甜美绝伦的酬劳，为何呢？深夜里，我就像孩子的直观教学课那般清晰地知道，这是为魔鬼服务的酬劳。”
两位作家对娱乐和受难的态度是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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