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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说的“见真诚”
，就是要回到真正意义的真诚上去。
这种真诚源自理性的命令，它既不在现实中索取回报，也不在想象中索取回报；它既不能用金钱加以度量，也不愿意把自己还原为金钱。
真诚就是真诚，它只是良知和理性的产物。
上面，通过“求真地志学”
，我们考察了求真的三个不同的维度，即“讲真话”
“慕真理”
和“见真诚”
。
这三个维度并不是相互分离的，实际上它们是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相互支援的，从而体现出求真的全幅内容。
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这种求真的观念，城市精神何以组建起来？！
另一种忏悔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忏悔源于求真。
但在通常的意义上，忏悔似乎只与个人对自己以往的过失或罪责的反思有关。
无论是西方哲人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录》及作为西方基督教日常生活中的忏悔行为；还是俄罗斯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写下的《我的忏悔》及他通过《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所显露出来的忏悔情绪，都关涉个人对自己的生命经历的重新认识。
我们不妨把这种忏悔称为“个体生命之忏悔”
。
也就是说，这种忏悔乃是个人心中与良知结伴而行的求真观念与已经逝去的个体生命经历之间的一场隐蔽的或公开的对话。
然而，应该注意，还存在着另一种更重要的忏悔。
这种忏悔植根于对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经验和意义的关切，我们不妨称之为“群体生存之忏悔”
。
后一种忏悔常常与前一种忏悔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但只要我们的思想与形而上学的原始经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就能解读出另一种忏悔。
比如，当一个德国人在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情景并发出“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的感慨时，他正置身于另一种忏悔之中。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既然缺乏个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因而难以把求真的观念汇集起来，使之向忏悔意识敞开。
当然，我们可以在传统文化的文本中触碰到一些忏悔意识的碎片，但它们恐怕永远不过是碎片而已。
中国人既缺乏“个体生命之忏悔”
，也缺乏“群体生存之忏悔”
，特别是当后一种忏悔同时关涉个体自身的罪责时，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回避或掩饰。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能自觉地担当起后一种忏悔，亦即另一种忏悔的人几乎屈指可数。
这从每天都在生产出来的、数量可观的传记、日记和回忆录一类的作品中尤其可以见出来。
在这类作品中，主人公总是无例外地被描述为完美的，至少是天真无邪的人。
如果有任何恶的意向和事件存在，那总是在主人公的周围发生的。
而那些主人公的崇拜者也通过所谓“技术性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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