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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去了他们的崇拜对象可能在历史上留下的罪恶。
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了，传记、日记和回忆录从来不塑造人物，而只塑造神祇！
在这类作品中，不要说忏悔意识，恐怕连容纳谦虚意识的空间都没有！
在这类作品中只有极少数是例外。
比如，巴金在《序跋集》跋中对自己的叙旧做了如下的评价：“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账，把心**裸地掏了出来。”
[8]巴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在《说真话之四》一文中写道：“回顾我这一生，在这十年中我讲假话最多。
讲假话是我自己的耻辱，即使是在说谎成为风气的时候我自己也有错误，但是逼着人讲假话的造反派应该负的责任更大。”
[9]在这里，巴金勇敢地担当起自己应负的责任。
在顾准的《商城日记》中，也能读到他对自己的痛切的自嘲：“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靥迎人的一套，渐渐也能习为自然，这是我气质的变化。”
[10]与巴金比较起来，顾准更多地停留在另一种忏悔中。
在他的日记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段落：“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
[11]“历史要重写的。
谎话连篇，哀鸿遍野，这一段历史如何能不写？”
[12]凡此各种，都属于“群体生存之忏悔”
。
在这样的段落中，我们才能看出一个伟大的灵魂与民族生存意义之间的本质联系。
试问，如果我们努力加以打造的城市精神缺乏这种源于求真和良知的博大的忏悔意识，那它又何以立足于尘世之中呢？
总之，问题不在于形式和表面，而在于内容和实质。
只有当我们的思考进入到求真与忏悔意识的层面时，我们正在言谈的城市精神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奠基。
[1]本文原来的标题为“求真与忏悔：追寻城市精神之根”
，原载上海证大研究所编：《证大》，2003（6）。
[2]巴金：《真话集》，1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3]巴金：《无题集》，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4]顾准：《顾准日记》，58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5]巴金：《探索集》，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6]W.C.丹皮尔：《科学史》，2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W.C.丹皮尔：《科学史》，2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巴金：《真话集》，6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9]巴金：《真话集》，1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0]顾准：《顾准日记》，15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11]顾准：《顾准日记》，19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12]顾准：《顾准日记》，74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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