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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只要想一想，历朝历代的邪教和秘密会社，一开始的时候，总是以行善、行真、劝人忍让等吸引人，一旦成势，则会别有所图。
尤其为首者，一呼百应，那种威势胜于官府，这是不少人乐于组团的原因。”
“我也听说他们有严格的禁条。”
袁世敦口中“唏”
了一声道：“那都是糊弄人的，小胆的听，大胆的啥也敢干。”
“大人说得极是，他们的确有禁条，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如今又加了杀洋人、灭赃官。
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多少？近几年已成野火燎原之势，尤其泥沙俱下。
何况将执法、杀人之权拱手相让，会是什么后果？两榜出身的进士、深受教化的官员执法尚不免冤狱载途，何况付之于草莽？”
蒋楷滔滔不绝说了一段话。
“有道理，大有道理。”
袁世凯连声道。
“最要命的还不在这里。
本来洋人喜欢借教案启衅，贪婪无度，租地赔款，如今义和拳仇教杀洋，岂不是洋人要睡觉，我们递枕头？别的地方不说，我刚从莒州过来，去年沂州案起，结果除赔款外，日照、莒州、郯城中皆建教堂，且据我之咽喉之地。
前年巨野教案后，增教堂十三所，连胶澳都被德人占去。
如果朝廷能有把握不怕洋人欺凌，有把握战而胜之，倒也罢了。
可是战而不胜，且无一战的决心，一发教案，就拿地方官开刀，却又放纵拳民闹教，这不是拿自己的右手打左手吗？卑职以为，目前情形，应当尽力协调民教冲突，而不是火上浇油。”
“邑尊以为，应当如何协调民教冲突？”
袁世凯暗暗赞叹蒋楷颇有见识。
“持平办理。
地方官审理案件，应当只问是非曲直，不问在不在教。
不在教的，妄起事端，按律严办；在教的，以势欺民，也绝不宽贷。
如果教士干预词讼，自可据理驳斥，特别不安分的教士可查照条约，列出证据，请上司照会领事官员驱逐；领事官员不能公平查办，则可请总理衙门，交该国使馆办理。”
袁世敦这时插话：“蒋邑尊所说，道理是好道理，可是一则地方官大都怕洋人，只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宁愿良民受屈。
而且懂条约的又有几人？敢与洋人争论的又有几人？就是总理衙门还不是动不动就撤地方官的职？比如前任李巡抚，本来已经调任四川，巨野教案竟然也牵累他得了个撤职查办的处分。”
“难就难在这里。”
蒋楷也叹了口气。
袁世凯赞同道：“难虽难，但蒋邑尊所说却是正理。”
袁世敦转换了话题道：“现在是洋人有恃无恐，不怕事闹大。
自打德国人在山东修铁路，洋人工程师四处乱窜，说是勘测线路，可是百姓说他们是在察我地形，准备进兵；还有传教士走街串巷，不是找打吗？教士挨了打，德国人就借机派兵，四处骚扰。”
袁世凯点头道：“大哥说的也有道理，洋人的行止也应当有所约束。”
不知不觉，已经说了快一个时辰，此时饭菜已备好，袁世凯请两人入座。
下午两人回去的时候，袁世凯派军械局的委员带着四个护勇，把暂借的二十条枪和三百发子弹送到平原县衙。
如何处理民教冲突的问题，也是袁世凯进山东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这些年来，许多不平等条约的起因正是民教冲突，本来是小纠纷，处理不当，事情闹大，列国趁机要挟，惩凶、赔银、新建教堂，几乎成了成例。
到底该如何解决？他军中雇有八九个德国教习，时有教士到营中来看望他们。
袁世凯趁机与他们闲聊，为的是兼听则明。
教士的说法又有不同，他们到中国来完全是为了传播福音。
他们救助孤贫，收养流浪儿童，为生病的人免费治疗，遇有灾荒，他们都是慷慨捐银。
直隶水灾时，教会捐银不下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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