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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迟迟得不到召见,光绪有些着急了,下旨总理衙门大臣尽快召见。
正月初三下午,康有为来到总理衙门西花厅接受询问。
参加问话的大臣有五人: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兵部尚书荣禄、户部尚书翁同龢、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总理衙门王大臣奕劻因为会见英、法公使没有参加会见。
荣禄首先问话:“大清制度行之最久,最为完善,为什么一定要改变祖宗的成法呢?”
康有为回答:“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
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谈祖宗之法?譬如这总理衙门是外交之署,也系祖宗之法所未有,因时制宜,不得不变。”
刑部尚书廖寿恒对变法不甚了了,但又十分感兴趣,因此问道:“变法绝非易事,应该如何着手?”
“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应开制度局作为立法机构,尽快变更故有的律例和各部院衙门,只有建立新政局,才能推进新变法。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改良新政的基础,日本明治维新便是如此。
其他各国维新变法,也无不如此。”
闻言,李鸿章插问道:“你的意思是,六部尽撤,则例尽废吗?”
康有为回道:“今日列强并立,强狼环视,大清旧有制度不仅无法适应世界新局势,而且弊政重重,大清所以积弱,正是这些旧机构、旧律例、则例所造成。
大清要获新生,必须将这些旧制度全部废除,这些旧衙门即使不能尽撤,也应斟酌改定,唯有如此,新政才能推进,否则,处处掣肘,难见实效。”
“要推行变法,必须有经费做保障,变法所需款项又该如何筹措?”
翁同龢是户部尚书,最关注经费问题。
“其实简单得很,日本设立银行发行纸币,法国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都非常有效。
大清幅员广大,只要改变了制度,税收可立增十倍。
此外,还可大借洋款,以行新政。”
康有为成竹在胸,接着,他慷慨激昂又阐述了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政、会社、陆海军之法,“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
我正在编纂《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可为新政参考。”
这次会见从下午三点一直持续到六点,天已经黑透了。
荣禄不愿听一个六品小官的信口雌黄,不到一半就离席。
李鸿章对康有为的评价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
翁同龢则认为康有为“狂甚”
。
就大部分人而言,都觉得康有为口才极好,但对他的改革主张,其实说不上支持还是反对,因为大家对如何变法都是门外汉,自然无从评价。
第二天光绪召见军机,询问昨天五大臣会见康有为的情况,恭亲王虽然未参加会见,但已经与荣禄等人有过沟通,因此建议让康有为上个条陈,若其主张有可采纳之处,再召见不迟,其实这不过是拖延之策。
翁同龢与张荫桓与德国公使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最后仍然未能阻止德国占据胶澳。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公元1897年3月6日),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胶州湾租与德国九十九年,其间完全归德国管辖;胶州湾沿岸百里内划为中立区,但德国军队自由通行;准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两条胶济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开矿权归德商。
而在俄国的强逼下,李鸿章主持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水面租与俄国,为期二十五年,期满可“相商展限”
。
俄国在租借地内享有治理地方和调度水陆各军等全权,清政府无权驻军。
整个辽东半岛,未经俄方许可,中国军队不得进入。
中国同意俄国从中东铁路修一支线到旅顺、大连,此支路经过地方,(中国)不将铁路利益给与别国人。
也就是说,整个东北,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而法国也提出要求,中国不得将云南、广东、广西等省让与他国,并承建法属越南至云南昆明的铁路,还提出租借广州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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