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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新官到任有费，各种节日有费，冬有炭敬，夏有冰敬，上司生日或官太太生日或者生孩子满月，都要送规礼，婚丧嫁娶更是不必说，也要有一份贺仪或丧仪。
袁世凯认为上司受收下属规礼，便不能破除情面，据实纠参，甚至被下属挟持，吏治之弊，皆源于此：“平心而论，道府厅州官员，公费开支很大，如果不让大家收陋规，而又不给办公经费，便没法要求大家治理地方。
总之，先要养廉，才能止贪。
我的办法是，将每年应得属员规费，摸清底数，大体按这个数目酌给公费。
这样化私为公，上司不必受下属挟持，下级也不必为孝敬上司而到处搜刮。
各级公费银，已经大体有个设想，老阮你给大家说说。”
阮忠枢正在打瞌睡，被身边的人捅了一指头，这才一激灵挺起来脖子来，因为事先袁世凯已经有交代，知道是让他说公费银的事，所以大声道：“刚才我又默想了一遍，感觉宫保所定的公费银，只高不低，对各级官员都是个福音。”
袁世凯所定的标准，大顺广道月支公费银一千两，清河道每月九百两，通水道七百两，天津道六百两，口北道五百两，霸昌道三百五十两。
保定、永平、河间各府均月支公费银六百两，天津、正定、顺德、大名、广平、宣化各府均五百两……各州县将向来应出节寿等规礼，一律解到布政司库，道府厅州应支公费，按月赴司库请领。
不足部分，则由布政使向袁世凯报请设法筹措。
这个公费标准相当优厚，与会的人员除了天津道府官员外都非受益者，他们不免咋舌羡慕，有些失落。
袁世凯见状道：“在座的诸位也不必觉得吃了亏，你们也都有一笔车马费补贴，由藩库设法解决。”
众人一听，无不欢欣鼓舞。
袁世凯此举，无异于示惠各级官员及幕僚。
“实在事情说完了，再说几句虚的。
这些天我在想，有人说，甲午一战，证明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失败了。
我以为，此言大谬，甲午一战不是证明三十年洋务不能救国，而是恰恰证明，我们洋务办得还不够。
诸位想一想，李文忠公三十年孜孜于洋务，给大清带来了多大的变化！
当年林文忠公在虎门销烟，洋人启衅广东，中外开战，我们以大刀长矛对付洋枪，以木船去对抗洋轮巨舰。
可是甲午之战的时候，我们定镇两舰在黄海与日舰对战一天，日舰被迫退出战场；陆军的洋枪洋炮也不逊于倭寇。
甲午败了，但败因并不在兵器上，而是另有原因，我今天不再细说。
我要说的是，李文忠公倡导的洋务，让大清的军备基本跟上了世界的步伐。
除此之外，还有火车，还有轮船，还有电报，还有机器采矿，哪一样不是李文忠公的功绩？所以，举国痛骂他数年后，到庚子乱起，文忠公奉旨抱病北上议和，就连当初骂他最狠的人也不能不承认，李文忠公有功于大清，洋务大业绝非一无是处！”
说到此处，袁世凯深吸了一口雪茄后继续，“李文忠公在直督的交椅上坐了二十余年，可以说勋绩卓著。
如今我忝居此位，如果不能把洋务大业——现在叫新政，其实与李文忠公推行的洋务是一回事——如果我不能把新政向前推进，便愧对李文忠公的识拔之恩，更愧对朝廷的恩典！
何况如今开展新政，有诸多的有利条件。”
袁世凯认为，当年推行洋务屡屡受制于清流顽固派的抵制，庚子之乱后，只会动嘴皮子的顽固派彻底清除出朝堂，举办新政再也没有从前的种种阻挠。
这是第一大有利条件。
从前推行洋务是从下往上推动，是地方提出要求，恳请朝廷允准。
如今则是朝廷提出举办新政的要求，督促督抚们举办。
这又是一大有利条件。
“如此诸多有利条件，若不赶紧行动，在新政上办出点名堂，岂不白戴了顶戴花翎？就直隶而言，尤其是天津，可以说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
诸位可知道是什么吗？”
众人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一脸茫然。
袁世凯指指唐绍仪道：“少川，你是懂洋务外交的人，你说说，目前大清最发达的地方是哪里？”
唐绍仪回道：“当然是上海，然后是广州、烟台。”
“好，就以这三个地方为例，我给诸位好好说说。
在开埠前，大清与洋人交往只有广州一口，洋人要买国人的货物，要卖给国人货物，只能通过广州的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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