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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船长劝他说：“为何不到广州去碰碰运气呢？”
反正回家也没颜面，马地臣就改变了主意前往广州一试。
到了广州，他就从事鸦片走私，很快和查顿相识。
后来，两个人又到同一个公司合伙做生意。
当时鸦片走私的中心在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查顿和马地臣千方百计把走私船开到了离广州城二十余公里的黄埔，在他们的带领下，黄埔成了鸦片走私的新基地。
到了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两人正式合伙成立了查顿·马地臣公司。
查顿·马地臣公司成立后，两人都是如虎添翼。
查顿瘦高个，性格急躁，善于策划，擅长演讲；马地臣是个矮胖子，性格温和，不善言辞，但长于落实。
两个人虽相差十几岁，但彼此配合很好。
在鸦片走私船被赶出黄埔后，到伶仃洋泊趸船走私鸦片，就是两个人的主意；看到飞剪船速度快的巨大优势，发现其蕴含的商机，首先大量购进飞剪船用于鸦片走私的，又是他们两个；用飞剪船把鸦片运往厦门、宁波、舟山，开拓中国沿海市场的，还是他们两个。
查顿·马地臣公司步步着先，迅速发展，鸦片走私量至少占英国鸦片商人的三分之一。
两人影响如此巨大，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自然会特别重视。
义律反对鸦片贸易，鸦片走私商都不太喜欢他，愿意给他出主意的，似乎也只有查顿和马地臣两人。
义律见到两个人后，第一句话就是：“我听到消息，中国朝廷要严禁鸦片走私，我打算配合他们，以获取支持，为大英帝国开拓市场争取机会。”
查顿说：“我也得到消息，中国大皇帝想严禁鸦片。
不过，他的臣属们能做得到吗？以我多年的经验，无非是多费些钱财去贿赂他们罢了。”
马地臣说：“是啊，中国这个可笑的政府，从两广总督，到他们的广东巡抚，再到海关监督，水师巡船，各级衙门的师爷、小吏，谁不向鸦片伸手？就连京中的军机大臣，也在等着鸦片走私的分肥。
他们的大皇帝要严禁鸦片，广东的官员们一定比我们还要反对。”
查顿说：“我们不妨也学葡萄牙人的办法，筹备一个贿赂基金，专门来打点那些贪婪的官员。”
澳门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鸦片走私。
从雍正朝起，朝廷就行文禁烟，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禁烟的风声一年比一年紧。
不过，风声再紧，只要广州官员尤其是具体办事的官员不配合，所谓严禁，不过是只打雷不下雨。
澳门葡萄牙人的办法很直接，就是行贿广州的官员。
他们对运入澳门的鸦片每箱征收四十元，每年大约可征得十几万西班牙元。
这笔钱就是澳门葡萄牙人给清廷官员戴的遮眼罩，官员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澳门鸦片走私得以半公开进行。
义律对此不太感兴趣，说：“走私鸦片终归不是长久之计。
你们都知道，我憎恶鸦片贸易，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这种强行的鸦片贸易是一种耻辱和罪孽，我看不出它与海盗行为有何不同。
我甚至认为，靠着持续、大量地走私邪恶的奢侈品而进行贸易不会有好下场。
落后、愚昧的大清国，人口是那么多，市场是那么大，我更期待的是中国打开大门，自由贸易，这是个比印度更加庞大的市场。”
查顿有一张演说家的利口，他与人说话，听上去就像是一场演讲：“你和我最初到中国的想法一样。
我与中国人打交道三十多年了！
我刚到中国的时候，知道中国人口是那么多，我就想，如果中国人的上衣能比现在长出一寸，就足以养活伦敦所有的纺织厂。
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改用刀叉，那就足够伦敦所有餐具工厂忙活十年八年。
这种想法是多么可笑，中国人只重视他们的传统，他们的衣服绝对不会参照我们的式样长出一寸，我们运到中国的餐具刀叉，他们只当小玩意送人。
中国人完全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他们关起门来完全生活得很好，他们不需要我们的任何东西。
从他们的大皇帝到普通百姓，都是如此固执！
我们贩给中国人的大宗商品是东南亚的香料，印度的棉花，欧美的银元、钟表，可是东南亚的香料正在枯竭，印度的棉花运过来赚不了多少钱，而钟表中国人已经能够制造，墨西哥革命后，白银产量大幅降低。
我们没有什么商品是中国人必需的，但我们需要他们的茶叶，不光大英帝国，就是整个欧洲，都被中国的茶叶和瓷器还有他们的丝绸俘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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