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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姆斯看来，比较教育学家们总是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选择什么问题进行研究，构成了比较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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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斯认为，研究的目的寓于问题本身，即问题将指出什么资料是相关的以及它们各自相应的重要性。
问题来源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教育内部的问题，例如，各国学前教育办学体制与机构类型的比较问题；也可以是教育与其他社会领域相关的问题，例如，对几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模式的比较研究。
但在选择问题时，要注意在综合考虑世界其他国家和本国教育发展的状况的基础上，选择那些多数国家共同存在且又与研究者的目的相一致的教育问题。
而比较教育研究者所选择问题是否恰当，往往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经验、知识背景以及对教育现状的认识程度。
问题明确后，就要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人口等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方面，对所选择的教育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此外，霍姆斯认为，同一问题具有不同的民族特性，因此，“进一步和更深入的分析当然可能揭示出具有民族特征的重大差异”
[15]。
受杜威的启发，霍姆斯主张通过对所选择的问题的理智化来分析其特定的特征，并据此探讨了研究的起始点问题，即试图通过对社会变革或变化的考察来分析其所引起的当前的问题。
考虑到历史证据并不能决定当前的事实，霍姆斯主张还应该对现代世界中纷繁复杂的变化进行考察，以分析由这些变化带来的问题。
其中，现代社会教育问题的根源在于三种主要的变化（或爆炸），即“前程爆炸”
（explosioions）、“人**炸”
（explosionofpopulation）和“知识爆炸”
（explosionofknowledge）。
通过对这些变化的精确分析，可以挖掘出所选国家教育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2.提出政策建议
霍姆斯强调通过对三个“爆炸”
的分析，达到使我们所面临的教育问题理智化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有依据地提出新的教育政策，而这些教育政策并非适合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和任何时代的万能之策。
即使是同一个教育问题，由于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人口等方面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也有着不同的解决方法。
因此，比较教育学家应当结合本国教育的实际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改进教育政策，以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教育发展的特色道路。
3.相关因素的鉴别与验证
在提出政策建议后，比较教育研究者需要从政策中演绎出政策将会产生的结果，而这需要验证所有影响政策结果的因素，包括教育结构本身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背景因素。
验证时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基本条件和背景的验证，即详尽地描述和分析教育制度及其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背景因素；二是确定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三是对这些决定性因素做出认真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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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资料的收集、分类和分析，霍姆斯建立了他自己独特的资料分类框架。
4.预言
霍姆斯强调，“问题法”
的最终着眼点应该在预言，正如反省思维的最后阶段在于预测和验证一般。
他认为，比较教育的研究在于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解决某一教育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或做出某种切实的预言，而不是仅仅对教育进行一般的乃至详尽的描述或对各国教育现状的原因进行分析与解释。
可见，在霍姆斯看来，预言就是在明确问题、鉴别验证相关因素和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之后，提出最佳的问题解决方案。
此外，霍姆斯还特别强调应当避免在预测中容易产生的误导。
一是避免把预测限制在因可量化而显得容易进行的范围；二是要避免不对等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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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料分类框架
为了帮助比较教育研究者有效地筛选、鉴别与具体问题紧密相关的因素，并且排除多余的因素，使研究者有可能精确地描述和测量实施政策的特定国家的环境，霍姆斯结合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典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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