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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引入了“日托中心”
“游戏学校”
这两个概念。
前者用以指代所有的幼儿托育机构;后者则用以指代日间短时托管的机构。
相关的调查人员也向社会各界推荐学前教育的理想形式应该是家庭托育与机构托育的有机结合。
1945年担任教育部长并于1946—1969年担任瑞典首相的社会民主党党魁塔格·阿兰达(TageErlander)在位后提出推广对日托中心、游戏学校的拨款支持,以及制定相应规范的构想。
这位瑞典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将此创想提出后,便迅速地得到了国会的大力支持。
1944年,瑞典的学前教育机构收到了一笔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随后,教师培训机构也因收到了政府的拨款而在数量上有所增加。
学前教育的责任以及扩大惠及范围的工作交由国家健康与福利会管理。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短暂波折阶段
20世纪50年代前后,本来已经可以走上大跨步发展的瑞典学前教育始料未及地遭遇发展瓶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托中心竟然成为瑞典上层社会备受质疑的服务项目。
由于战后的瑞典出生人口激增,妇女劳动力成为一个热点议题,学前教育也遭到波及。
不光在国会,国家健康与福利会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日托中心的开支大,耗费的人力多,而且对于幼儿的教育作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显著。
进而,有人提出,日托中心只能作为家庭教育的附属品而存在,妇女应该在家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承担养儿育女的任务。
此时,瑞典学前教育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艰难。
不过,在这一时期,游戏学校倒是得到了不错的发展,其数量从最初的19000所发展至280000所。
最终,备受质疑的日托中心服务在20世纪60年代瑞典国内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等进步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重新恢复到正常、有序的发展状态。
尽管这一时期游戏学校的发展似乎没有受到真正的制约,但是,瑞典学前教育发展终究因为对于日托中心的各种争论而遇到了严重的阻碍。
三、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快速发展阶段
20世纪60年代后,重新返回正轨的瑞典学前教育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与学前教育相关的各项社会事务均出现了良好发展的态势。
在《学前学校》报告发布若干年后,另一部重要法案——《学前教育法》也颁布了。
锐意进取的瑞典国家主席奥洛夫·帕尔姆(OlofPalma)勤勉推动日托中心的建设。
1968年,政府成立了一个旨在关注保育院以及5~6岁有一定发展障碍的儿童的教学内容的特殊机构:全国幼儿保育委员会。
该机构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工作职能也在不断扩大。
1970年,教育评价问题也进入了该组织的职能范围。
该机构所发布的洋洋洒洒1000多页的《学前学校》的报告对各市在学前教育的目的、任务、方式、方法等方面内容做了明文规定。
1972年,全国幼儿保育委员会的报告被奥洛夫·帕尔姆认可,经深思熟虑,奥洛夫·帕尔姆认为学前教育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社会有责任为所有父母营造有利于平衡家庭、工作的条件。
为了进一步改革学前教育,促进其质量的发展,瑞典历史上第一部学前教育法进入酝酿阶段。
1975年,《学前教育法》正式颁布,该法明确规定了学前教育机构每年要为6岁儿童提供525小时的免费托育服务,所有市政府有责任为由于工作和学习原因而无法照料自己子女的父母提供托育服务;各职能部门还须制订学前教育的扩张计划,将特殊需要儿童也纳入服务范围。
该方案还明确界定了提供学前教育的机构,包括全日制日托中心、临时活动小组、家庭日托在内的所有机构都属于学前学校。
该法案实施后,进入学前教育接受托育服务的幼儿数量陡然增加。
为配合学前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加,教师培训机构的数量也出现相应的扩充。
教师教育机构由20世纪70年代的2000所左右增加到近5000所。
同时,学前教师教育的质量也出现了质的飞跃:原本在1962年开始实行的学前教师培训学校被提升至大学进行,由此学前教师职前教育真正实现了高等教育化。
就在同一时期,国家健康与福利会也开始对托育机构的设施添加细则,对建筑草图的设计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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