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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课程改革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应该积极学习其他优秀的幼儿园课程，融入当前世界早期教育改革的浪潮；另一方面，应该注意避免在紧盯着他人的时候丢掉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
（二）中国幼儿园课程模式的建构需要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
教育和课程的功能在于传承文化、培养和塑造人，要传承哪些文化要培养具有什么样特质的人，是国家通过法律、法规规定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迈克尔·W.阿普尔（Michaelle）认为，课程知识的选择和分配是社会权势者依据某一选择或组织原理而做的意识形态上的抉择。
[4]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权势者通常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对教育和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等方面的规定实质上代表了统治阶级的价值需求，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国家意志。
反观近现代中国幼儿园课程的百年发展历程，更能明显地感受到国家意志在其中扮演的无可替代的角色。
中国的幼儿园课程产生于清朝末年，清政府创办学前教育的直接原因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败给了曾经落后的日本。
这促使清政府关注是什么让日本变得强大，在派大量人员留学日本考察之后，清政府发现，教育是日本迅速强大的重要因素，而要办教育必须从启蒙阶段抓起。
20世纪初，在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模仿日本的幼儿园的课程兴盛起来。
幼儿园课程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国家对人才的需要，幼儿园课程的目标、内容均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
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
几乎照搬照抄了日本1899年的《幼儿园保育及设施规程》，这体现了清政府试图“洋为中用”
，走日本教育的发展道路的目的。
课程内容中包含的“忠君爱国、忠孝节义之事”
体现了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需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宣传的主要思想。
在强烈的改革意志和民族意识的影响下，统治阶级要求创办新教育，反对传统的旧教育。
陈鹤琴的单元课程和张雪门的行为课程是符合时代需要和统治阶级意愿的进步的学说。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新形势下社会对于人才结构和类型的需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势在必行，而这一时期幼儿园课程领域的变革和发展也正是在党和国家教育政策和方针的指引下进行的，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意志。
（三）中国幼儿园课程模式的建构需要有“课程自觉”
所谓“课程自觉”
，其实是笔者从“文化自觉”
一词借鉴而来。
对于“文化自觉”
，哲学家汤用彤认为其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传统中的人群，对自身文化的起源、形成的过程以及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发展趋势等，能做出认真的思考和反省。
[5]中国幼儿园课程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外在表现，如果要获得更好的发展，也需要这种“自觉”
，我们就暂时称之为“课程自觉”
。
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文化自觉。
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群雄争霸，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社会凋敝，在此情况下，涌现出一批思想家，最有名的是儒、墨、道、法等的思想，企图解决当时的混乱局面，挽救国家和社会。
第二次是五四运动，当时中国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里挣扎，此时，一批有识之士在引进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的旧文化和旧道德进行批评，试图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
可以说，这两次文化自觉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也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而对于中国幼儿园课程来说，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向西方学习之路，在西方课程模式和体系的冲击下，几乎丧失了对自身课程文化的认同，一直都在“全盘西化”
和“本位文化”
的争论中前行。
当前，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文化复兴的前夜，中国幼儿园课程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发展，在世界幼儿园课程体系中争得一席之地，也需要一种“课程自觉”
，即对一百年来幼儿园课程的起源、发展过程和特点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全面反思和自省，把今天的幼儿园课程发展放到新中国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来龙去脉和起承转合中去认识，放在新中国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传统和现代化进程中去说明，我们才可以看到新中国学前教育的起点和新中国学前教育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也只有在对自身课程文化的彻底了解的前提下，并以此为基础，再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课程理念和课程思想，才有可能看清未来的发展方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幼儿园课程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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