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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幼儿园课程模式的建构需要处理好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
虽然近现代中国幼儿园课程的百年发展历程都是以“向西方学习”
为主线，但从根本上来说，“学习西方”
并非为了成为西方，而是希望通过不断的借鉴和学习，“取彼之长，补己之短”
，从而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并实现创造和超越。
那么，要实现这一目的，就离不开发展的现实和浸染于其中的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传统是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并沿袭下来的对现实社会仍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特质。
它是经过一段漫长的发展历史而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流传下来的一种文化现象。
由于民族文化传统具有久远的发展渊源和宽厚的社会存在基础，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一定社会特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包括一定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社会伦理、政治指导思想、风俗习惯等，都会对社会的变革包括教育变革产生影响。
克莱德·克鲁克洪（ClydeKlu）曾把文化传统划分为显性的（服饰、礼仪、饮食习惯、居住习俗等）和隐性的（价值取向、心理倾向等）两种，文化传统除了在显性层面直接影响课程的变革外，沉淀在人们的自我意识与深层心理结构中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倾向更具有内在的制约作用，对课程变革的影响力量更为强大，它几乎影响着人们的选择与行为准则，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价值或倾向一旦形成，就能保持较高的稳定性。
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幼儿园课程百年发展的历程就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过程。
西方的幼儿园课程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文化的外在显现。
中国在学前西方幼儿园课程过程中，不仅接受了其外在的文化，也深受隐藏于课程背后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影响。
而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熏陶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潜意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例如，在课程变革中，尽管课程的内容、组织形式已发生变化，新的教学方法得到普遍推广，但课程思想、观念中传统的东西仍然隐约可见。
这种隐形的文化传统将全面影响人们对课程目标、内容及方式方法的看法，从而使课程发展处处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内在倾向。
（五）中国幼儿园课程模式的建构需要处理好借鉴和创新的问题
回顾我国近现代幼儿园课程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百多年就是一个不断学习西方先进课程理论和经验的历程。
而在向国外学习的过程中，急功近利的心理和对西方课程理论的盲目崇拜造成我们对西方学前教育思想的全盘接受。
20世纪初是“以日为师”
，全面学习日本源于西方的幼儿园课程模式和体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习以杜威教育思想为代表的美国幼儿园课程；20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改革开放初我国学前教育又陷入“全盘西化”
的窘境。
对于这种情况，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鹤琴先生就曾说过：“现在中国所有的幼稚园，差不多都是美国式的……这并不是说美国化的东西是不应当用的，而是因为两国国情上的不同。
有的是不应当完全模仿的，尽管在他们美国是很好的教材和教法，但是在我国采用起来到底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
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均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一样，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
[6]而21世纪初，有研究者也指出：“在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着要么‘全盘照抄’，要么‘全盘否定’外国幼儿教育的两种极端做法，使我国的幼儿教育走了许多弯路。”
[7]反思历史，之所以会呈现出“全盘照抄”
或“全盘否定”
的两极化发展道路，正是由于我们忽视了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研究，盲目学习，使西方先进的幼儿园课程理论和模式无法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和成长，丧失了其原来的生机和活力。
因而，在中国幼儿园课程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就存在一个借鉴和创新的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在借鉴的基础上立足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继而传承和创新的问题。
中国文化是众多文化形态中的一种，具有自身的优缺点，那么，对于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是针对其符合历史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优点方面，我们要在继承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向国外学习，只有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才能兼顾民族性与时代性。
我们应该建设与时代相适应的、与我国传统文化特点碰撞并融合的、有鲜明民族特色或民族风格的幼儿园课程体系，并使其能够体现一个拥有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东方民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所具备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特点。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只有先是民族的再是世界的，才能使其永葆生机，保有生命的源泉。
“教育的国际性与教育的民族性是不矛盾的。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也就有着不同特征的教育。
教育的国际性不排除各国教育的民族性。
在当今世界，文化越具有民族性，才越具有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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