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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康德尔在早期对民族主义持一种良好和乐观的态度。
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康德尔目睹了法西斯主义在全球的疯狂肆虐，这种极具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使康德尔对民族主义产生了失望甚至敌对的情绪。
在《教育的新时代：比较研究》一书中，康德尔将民族主义视为“一个对本民族渊源持共同的谬见及对其邻邦持共同的反感的社会”
[22]。
康德尔指出，如果盲目服从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则会阻碍社会的进步，甚至可能导致民族之间的相互敌视。
康德尔将这种民族主义视为教育和民主的危机。
作为社会向善论者的康德尔寄希望于学校来改变人们对不同民族的看法。
他强调，不管是正规教育还是非正规教育，都应该不厌其烦地宣扬国际主义精神，以化解民族主义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伤害。
（2）民族性（nationalcharacter）。
民族主义和民族性是康德尔比较教育学的核心，其中，民族主义是教育制度的基础，是鉴别和理解一种教育制度意义的重要途径。
受导师萨德勒的影响，康德尔提出了“民族性”
这一概念。
在他看来，各国历史、传统、观念的差异导致了各国对各种情况或类似问题的处理方法也不尽相同，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教育制度。
可见，民族性是教育制度产生的基础。
在康德尔看来，一个国家的民族性并不是偶然间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一个国家的特征对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教育以进步主义思想为基础，法国教育注重发展理性，英国教育有实用性和多面性的特点”
[23]。
据此，康德尔将民族性作为鉴别和理解一种教育制度意义的重要途径。
然而，康德尔提出：“这个并不意味着民族精神是固定不变的因素，也不意味着种族特征是永恒不变的。
如果这一切是没有变化的，教育任务就相对简单了。
然而，事实是不仅教育是一种复杂而细致的事情，而且影响着教育，而教育予以影响的民族背景则更为复杂和微妙。”
[24]
此外，康德尔也意识到了滥用民族性概念的危险。
因此，他反对把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都说成具有某种绝对的或普遍的属性，强调只有在历史背景、传统、环境、理想和智力不同于另一些群体时，才能对民族性进行概括。
（3）因素和力量（fadforces）。
1928年，康德尔在《教育年鉴》中首次提出“因素和力量”
的说法，在次年的《教育年鉴》中则提出了作为其后来几十年研究中的主导思想的问题：“什么因素在构成国民教育制度中起了作用？”
[25]试图确定那些决定民族性进而使国民教育制度具体化的因素和力量，这构成了康德尔比较教育研究的一大特色。
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就是要以世界教育为着眼点来考察存在于国民教育制度中的一些具体的、实际的问题。
[26]在他看来，比较教育研究者应该努力阐明影响课程内容、英才教育等这些教育问题背后的政治理论、社会哲学、地理位置和气候以及国家的各种传统等社会文化因素和力量。
这也成为世界各国比较教育研究者共同的研究课题。
此外，康德尔多次运用“因素和力量”
这一分析框架来开展比较教育研究。
1932年，康德尔详细考察了美国的教育历史，并归纳出决定美国目前教育制度的影响因素和力量：对自由和民主的热情、机会平等的信念、拓荒精神、对传统的容忍、对个人权利的信奉和对工业化的热衷。
所有这些因素都塑造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强调实际和有用的知识，强调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使教育过程适合学生的智力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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