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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笃行的学界楷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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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贺王承绪先生百岁华诞
中国教育界的老前辈王承绪先生即将迎来百岁华诞，我们热烈地向他祝贺，祝愿他健康长寿！
我认识王先生是在1980年夏天编写新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的时候。
1980年春季，教育部邀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比较教育专家胡昌度教授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来讲学，同时举办了比较教育教师高级研修班共同听课和研讨。
我当时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兼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负责组织这次活动。
一个学期课程结束以后，研修班的老师们提出，我们应该编出一本比较教育教材，以便在教育系开设比较教育课程所用。
但是我们这批当时的中年教师，过去都没有研究过比较教育，于是想着把老一辈比较教育学者请出来做我们的指导，第一位想到的就是王承绪先生，还有檀仁梅教授、朱勃教授。
他们都欣然答应。
于是就在他们指导下，经过两年的努力编写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
比较教育原本是师范院校教育系的一门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因为一面倒向苏联学习，这门课就被取消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教育界迫切希望了解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情况，于是有必要重建比较教育学科。
教材建设是最重要的一步。
胡昌度教授的讲座为我们打开了眼界，可惜他当时没有讲稿，讲课时介绍的比较教育论著也都是英美的出版物，无法直接用于本科生教学。
于是，就出现了上面讲到的编写我们自己的教材的想法。
在这次编写教材过程中王先生和朱勃教授（檀仁梅教授因病中途退出了）带领我们认真地讨论了提纲；1981年夏天又在北京住了大半个月，在炎炎烈日下亲自修改各章稿件，使我第一次感受到王先生那种严谨治学的态度。
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原杭州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学科博士授权点，并批准王先生和我为比较教育学科的博士生导师。
我们的联系就多了起来。
特别是头几批的博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我们都互相聘为答辩委员，参加研究生的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本来就像一次专题研讨会，因此这就成为我向王先生学习的最好机会。
我虽然没有成为王先生的入门弟子，但在这整整30年的交往中向王先生学习了许多许多，也可算得上是王先生的编外弟子了。
王先生是我国比较教育的奠基人，他不仅指导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而且主持翻译了许多比较教育的经典著作，如爱德蒙·金的《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康德尔的《教育的新时代》等。
特别是他撰写了专著《比较教育学史》，梳理论述了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及各个学派的理论。
原杭州大学作为我国第一批比较教育博士、硕士授权点，王先生30年来培养了大批人才。
王先生为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理论建设和队伍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先生对国外高等教育有专深的研究，特别是对英国的高等教育更为深入。
他的头几批研究生都研究英国高等教育，使浙江大学（当年的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成为英国高等教育的研究中心。
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十分广阔，从横向来看，有世界五大洲的国别教育、区域教育，从纵向来看，有各级各类教育和各种教育问题，研究这些问题都需要多种的语言能力的支撑，因此，一个研究机构不可能包罗万象地研究所有领域，必须从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出发，选择几个重点领域，系统地长期地研究下去，这样才能深入和全面。
在这方面王先生设定的研究领域和特色给其他比较教育研究机构提供了榜样。
我和王先生交往30年，深深地被他的博学笃行的精神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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