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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博学多才。
他熟谙中外教育经典，精通英语。
他对高等教育有深入研究。
虽然他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多，但总是抓住了高等教育理论的前沿，介绍国外的理论和经验。
特别令人钦佩的是，20世纪90年代，王先生已过耄耋之年，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国外高等教育的名著上，先后翻译出版了克拉克·克尔的《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伯顿·克拉克的《探究的场所——近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和《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的新案例和新概念》等，主编了《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丛书，在高教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先生勤奋好学。
每次我请他到北京来参加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他一下飞机就奔向国家图书馆去检阅最新的图书资料。
平时也是手不释卷。
每次我到杭州他的家里去看望他，总是见到他在看书，戴着那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几乎贴到书本上。
今年4月17日我和周蕖在徐小洲的陪同下到浙江医院去看望他，他正手捧《比较教育研究》杂志在阅读，案头还放着《教育学报》与《教育研究》几本杂志，说明王先生时时关心着教育理论界的动向。
他的好学精神，使我们无比感动。
王先生平易近人，是年轻学者的良师益友。
王先生是我们的长辈，我们都是他的学生，但他一点没有学术权威的架子，在学术上平等地与我们讨论问题，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
20世纪90年代他邀请我去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多次亲自到机场去接我送我。
他以耄耋之年去接一位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学生，实在是让我无地自容，再三劝说都没有用，我只好铭记在心，把他爱护年轻人之精神作为我学习的榜样。
王先生出生在江苏张家港市南沙镇，说起来我们还是老乡。
张家港市南沙镇在1958年以前属江阴县，后来成立张家港市才把它划过去。
说到老乡，我们又多了一份亲情感。
因此我和王先生成了忘年之交。
我和周蕖每年到杭州去，总是要去看望他和夫人赵老师。
每次去都受到王先生和赵老师的热情招待，有时赵老师还亲自下厨招待我们。
王先生和赵老师恩爱几十年，前年赵老师不幸走了，王先生的悲痛可想而知，我们也无言劝慰他。
近年来王先生虽无大病，但年事已高，常年住在医院中休养。
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会回到家中，从来不忘给我打电话，祝贺节日快乐！
今年春节，又是一个远方的电话：“你是顾老师吗？王老要给你说话。”
于是王先生就滔滔不绝地向我说，向我拜年，祝我春节快乐！
一个百岁老人给我电话贺岁，这不是倒过来了吗？我怎么承受得了。
可是没有办法，因为王先生已经有点失聪，只能我听他说话，他很难听清我说的话，所以我无法主动向他电话拜年。
我除了寄一张贺年卡以外，只能承受着王先生对我的爱。
再一次向王先生祝贺，祝愿他健康长寿，学术青春常在！
[1]写于2010年6月6日。
原载《比较教育研究》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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