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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戴望舒：致力于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象征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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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丞，杭州人。
1922年在宗文中学学习时开始小说与新诗创作，在《半月》上发表处女作《债》。
1923年秋进入上海大学，田汉讲授的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对其造成终生影响。
1925年入震旦大学法文班，开始通过法文阅读魏尔伦、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歌。
“四一二”
屠杀后，因与施蛰存等加入共青团而逃回杭州，后又避居施蛰存的松江家中，不久在冯雪峰的支持下与施蛰存等人一起办《文学工厂》。
1928年8月《小说月报》发表《夕阳下》《雨巷》等六首诗歌，叶圣陶认为《雨巷》“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戴望舒也被称为“雨巷诗人”
。
此后又参与《无轨列车》杂志、水沫书店、《新文艺》杂志以及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
1929年水沫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
1931年赴法留学，1933年在法国编定的诗集《望舒草》出版。
1935年春回到上海，1936年创办诗歌月刊《新诗》，倡导“纯诗”
。
次年出版《望舒诗稿》，并出版译著提格亨（今通译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
1938年携妻女移居香港，1942年日寇攻陷香港，3月日寇以宣传抗战罪将其逮捕，在严刑拷打中他于4月写下《狱中题壁》。
他的诗写得不比徐志摩差，但与情场得意的徐志摩相比，他是个恋爱低能儿，先后被3个女人抛弃，包括施蛰存的妹妹与穆时英的妹妹。
1948年出版诗集《灾难的岁月》。
1949年携女儿赴北京，但被婚姻与疾病轮番折磨的他，于次年初就病逝了。
戴望舒虽然参与了“左联”
，但他又同情“自由人”
与“第三种人”
。
这种中间偏左的思想，表现在艺术选择上，就是他不能认同中国诗歌会那种浅显直露、将诗写得不像诗的诗歌，他在回国后大力倡导“纯诗”
，就是想纠正中国诗歌会对诗神的远离。
戴望舒将这一点贯彻得很彻底，无论是《断指》等控诉国民党政府屠杀革命青年的诗，还是抗战时期的《我用残损的手掌》，都没写那种口号诗。
甚至关在日寇牢房里所写的《狱中题壁》，虽然前几句有口号式的倾向，但很快又回归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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