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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三四个老曲子，有极美的，也有极恶俗的，但都是大众推崇的，才能使他们比较静一些，表示完全赞成。
那时老人听了最初几个音就出神了，眼泪冒上来了，而这种感动，与其说是由于现在体会到的乐趣，还不如说是由于从前体会过的乐趣。
虽然这些老歌曲中也有克利斯朵夫极爱好的，例如贝多芬的《阿台拉伊特》，结果他都觉得厌恶了：老人哼着开头的几个小节，一边拿它们和“所有那些没有调子的该死的近代音乐”
作比较，一边说着：“这个吗，这才叫做音乐。”
——的确，他对近代音乐是一无所知的。
他的女婿比较有点儿知识，知道艺术界的潮流，但反而更糟，因为他下判断的时候永远存心要压低人家。
既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没有鉴赏力，他可不愿意欣赏一切现代的东西。
倘若莫扎特与贝多芬是和他同时代的，他一样会瞧不起，倘若瓦格纳与理查德·施特劳斯死在一百年前，他一样会赏识。
天生不快活的脾气，使他不肯承认他活着的时候会有什么活着的大人物，这是他受不了的。
他因为自己虚度了一生，必须相信所有的人都白活了一辈子，那是一定的事；谁要跟他意见相反，那么这种人不是傻瓜，便是存心开玩笑。
因此，他讲起新兴的名流总带着尖刻挖苦的口吻，又因为他并不傻，只要瞧上一眼就会发现人家的可笑和弱点。
凡是陌生的名字都使他猜疑；关于某个艺术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批评了，唯一的理由就是不认识这个艺术家。
他对克利斯朵夫的好感，是因为相信这个愤世嫉俗的孩子像他一样觉得人生可厌，而且也没有什么天才。
一般病病歪歪、怨天尤人的可怜虫，彼此会接近的最大的原因，是能够同病相怜，在一块儿怨叹。
他们为了自己不快乐而否认别人的快乐。
但便是这批俗物与病夫的无聊的悲观主义，最容易使健康的人发觉健康之可贵。
克利斯朵夫便经历到这个情形。
伏奇尔那种抑郁的念头，原来他是很熟悉的；可是他很奇怪竟会在伏奇尔嘴里听到，而且认不出来了。
他厌恶那些思想，他为之生气了。
克利斯朵夫更气恼的是阿玛利亚的作风。
其实这忠厚的女人不过把克利斯朵夫关于尽职的理论付诸实行罢了。
她无论提到什么事，总把“尽职”
二字挂在嘴上。
她一刻不停地做活，要别人也跟她一样地做活。
而工作的目的并非为增加自己和别人的快乐：正是相反！
她仿佛要拿工作来教大家受罪，使生活变得一点儿趣味都没有，要不然生活就谈不上圣洁了。
她无论如何不肯把神圣的家务放下一分钟，那是多少妇女用来代替别的道德与别的社会义务的。
要是没有在同一的日子同一的时间抹地板，洗地砖，把门钮擦得雪亮，使劲儿地拍地毯，搬动桌子、椅子、柜子，那她简直以为自己堕落了。
她还对那些事大有炫耀的意思，当做荣誉攸关的问题。
许多妇女不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假想自己的荣誉而加以保护的吗？她们所谓的荣誉，就是一件必须抹得光彩四射的家具，一方上足油蜡，又冷又硬，滑得教人摔跤的地板。
伏奇尔太太责任固然是尽了，人并不因之变得可爱些。
她拼命干着无聊的家务，像是上帝交下来的使命。
她瞧不起不像她一样死干的人，瞧不起喜欢把工作歇一歇而体味一番人生的人。
她甚至闯到鲁意莎的屋里，因为她往往要停下工作出神。
鲁意莎见了她叹口气，可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终于向她屈服了。
幸而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知道这种事：阿玛利亚总等他出去之后才往他们家里闯；而至此为止，她还没有直接去惹克利斯朵夫，他是决计受不了的。
他暗中觉得和她处于敌对状态，尤其不能原谅她的吵闹，他为之头都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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