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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层楼上有两个公寓，一个是三间屋的，另一个是两间屋的，根本没有仆人住的下房：每个家庭都自己动手，只有住在底层和二楼的是例外，他们的屋子也是由两个公寓合起来的。
跟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同样住在六楼上的邻居是一个姓高尔乃伊的神父，年纪四十左右，非常博学，思想很开通，胸襟很宽广，原来在一所大修院里教《圣经》，最近为了思想太新而受到罗马的处分。
他接受了处分，虽然心里并没真正地屈服；他不出一声，既不想反抗，也不愿意听人家的劝告，把主张公布；他躲在一边，宁可坐视自己的思想崩溃而不肯把事情张扬出去。
对于这一类隐忍的反抗者，克利斯朵夫是不能了解的。
他想跟他谈话，但那教士客客气气的、冷冰冰的，绝对不提到他最关切的问题，他的傲气使他把自己活埋了。
下面一层，正好在两个朋友的公寓底下，住着一户人家；男的是工程师，叫做哀里·哀斯白闲，夫妇俩有两个七岁至十岁之间的女儿。
他们都是优秀的可爱的人，老关在自己家里，尤其因为处境艰难而羞于见人。
年轻的太太不辞劳苦地工作，但常常为了清寒而心里屈辱；她宁愿加倍地劳苦，只要不让人知道他们的窘况。
这又是克利斯朵夫不容易领会的一种心情。
他们是新教徒，法国东部出生。
几年以前夫妇俩卷入了德莱弗斯事件的大风潮；为了这件案子，他们激动得差点儿发狂，正像七年中间（8）无数如醉若狂的法国人一样。
他们为之牺牲了安宁、地位、社会关系，把多少亲切的友谊都斩断了，自己的身体也差不多完全搞坏了。
他们几个月不能睡觉，不能饮食，翻来覆去地讨论着同样的论点，像疯子一样地固执。
他们互相刺激，情绪越来越激昂；虽然胆小，怕闹笑话，却照旧参加示威运动，在会场上发言；回到家中，两人都恍恍惚惚的心儿乱跳；夜里他们俩一齐哭了。
为了战斗，他们把热情与兴致消耗完了，等到胜利来到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劲再去体会胜利的快乐，没有精力再去应付生活。
当初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洁，以致后来的胜利比起他们所梦想的果实竟是近乎讽刺了。
他们那么方正，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所以早先所崇拜的英雄们此刻在政治上讨价还价，使他们感到悲苦的幻灭。
他们一向以为斗争中的伴侣都是激于义愤，主张正义的，可是一朝把敌人打倒了，他们立刻扑过去抢赃物，夺政权，争荣誉，争位置，也轮到他们来把正义踩在脚下了！
只有极少数的人依旧忠于他们的信仰，始终贫穷，孤独，被所有的党派遗弃，同时他们也丢开所有的党派，无声无臭地退隐在一边，让悲哀与忧郁把他们磨着，对什么都不存希望，对人类厌恶到极点，对生活厌倦到极点。
工程师哀斯白闲和他的妻子便是这一类的战败者。
他们在屋子里没有一点儿声音，怕打搅邻人，尤其因为他们时常被邻人打搅，而为了傲气不愿意声张。
克利斯朵夫看到两个女孩子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快活劲儿老是受到压制，觉得可怜。
他是喜欢孩子的，在楼梯上一碰见她们就表示种种的亲热。
女孩子们最初有些胆小，不久也跟克利斯朵夫混熟了，他永远有些笑话讲给她们听，或者分些糖果给她们吃。
她们在父母面前提起他；他们先也并不领情；可是这个常常把钢琴声和砰砰訇訇搬动家具的声音惹他们厌烦的邻居（因为克利斯朵夫在房里透不过气来，老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大熊一般踱来踱去），凭着那副坦白的神气慢慢地把他们征服了。
他们之间的谈话却不容易投机。
克利斯朵夫的带点儿村野的态度，有时使哀里·哀斯白闲为之骇然。
工程师很不愿意放弃平素的矜持，但对于一个眼神那么恳切、心情那么快活的人也没法抗拒。
克利斯朵夫不时从邻人嘴里逼出几句心腹话。
哀斯白闲兴趣很广，做事很有勇气，可是意志消沉，性情忧郁，处处隐忍。
他有毅力担受艰苦的生活，可没有毅力改变生活。
这种情形仿佛是他特意要证实自己的悲观主义。
有人请他上巴西去担任一个工厂的经理，报酬很好，他可拒绝了，因为怕那边的气候损害家人的健康。
“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留在这儿，你自个儿去替他们挣笔家业呢？”
克利斯朵夫说。
“把他们留在这儿！”
工程师嚷道，“可见你是没有孩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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