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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位是靠了一篇杂志文章成名的。
又有几位是为了“他们想要写的”
一部书成名的。
他们公然表示瞧不起长篇大著。
他们所重视的仿佛只在于一句之中的字的配合。
可是“思想”
二字倒又是他们的口头禅，不过它的意义好似与普通的不一样，他们的所谓思想是用在风格的细节方面的。
他们之中也有些大思想家、大幽默家，在行文的时候把深刻微妙的字眼一律写成斜体字，使读者绝对不致误会。
他们都有自我崇拜，这是他们唯一的宗教。
他们想教旁人跟着他们崇拜，不幸旁人已经都有了崇拜的目标。
他们谈话，走路，吸烟，读报，举首，（左目又夹）眼，行礼的方式，似乎永远有群众看着他们。
装模作样地做戏原是青年人的天性，尤其在那些毫无价值而一无所事的人。
他们花那么多的精神特别是为了女人，因为他们不但对女人垂涎欲滴，并且还要教女人对他们垂涎欲滴。
可是遇到随便什么人，他们就得像孔雀开屏一样，哪怕对一个过路人，对他们的卖弄只莫名其妙地瞪上一眼的，他们还是要卖弄。
克利斯朵夫时常遇到这种小孔雀，都是些画家、演奏家、青年演员，装着某个名人的模样：或是梵·狄克，或是伦勃朗，或是范拉士葛，或是贝多芬；或是扮一个角色——大画家，大音乐家，巧妙的工匠，深刻的思想家，快活的伙伴，多瑙河畔的乡下人，野蛮人……他们一边走，一边眼梢里东张西望，瞧瞧可有人注意。
克利斯朵夫看着他们走来，等到走近了，便特意掉过头去望着别处。
可是他们的失望绝不会长久：走了几步，他们又对着后面的行人搔首弄姿了。
——高兰德沙龙里的人物可高明得多。
他们的做作是在思想方面：拿两三个人做模型，而模型本身也不是什么奇人。
再不然，他们在举动态度之间表现某种概念：什么力啊，欢乐啊，怜悯啊，互助主义啊，社会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啊，信仰啊，自由啊等；在他们心目中，这些抽象的名词仅仅是粉墨登场的时候用的面具。
他们有本领把最高贵的思想变成舞文弄墨的玩意儿，把人类最壮烈的热情减缩到跟时行的领带的作用一样。
他们的天地是爱情，爱情是他们专有的。
凡是享乐所牵涉的良心问题，他们无不熟悉；他们各显神通，想出种种新问题来解决。
那永远是游手好闲的人的勾当：没有爱情，他们便“玩弄爱情”
，特别喜欢解释爱情。
他们的正文非常贫弱，注解却非常丰富。
最不雅驯的思想都加以社会学的美名，一切都扯上社会学的旗帜。
一个人满足恶癖的时候，不管多么愉快，倘使不能同时相信自己是为未来的时代工作，总嫌美中不足。
那是纯粹巴黎风的社会主义，色情的社会主义。
在此专谈恋爱问题的小团体中，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男女在婚姻方面与爱情的权利方面的平等。
从前有一班老实的青年，笃厚的，有些可笑的，崇奉新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瑞士人——主张男女道德平等：要求男子在结婚的时候和女子一样的童贞。
巴黎的宗教道德学家可主张另外一种平等、**的平等，说女子结婚的时候应该和男子一样的沾满污点，这是情人权利的平等。
巴黎人在幻想上和实际上把**这件事做得太滥了，已经觉得平淡无味，于是文坛上有人发明一种处女卖**的新玩意儿——有规律的、普遍的、端方的、得体的、家族化的，尤其是社会化的卖**。
——最近出版的一部很有才气的书，便是对这个问题的权威。
作者在四百页的洋洋巨著中，用一种轻佻的学究口吻，依照经验派的推理方法，研究“处理娱乐的最好的方式”
。
那真是自由恋爱的最完美的讲义，老是提到典雅、体统、高尚、美、真、廉耻、道德，可以说是求为下贱的少女们的宝典。
——当时这部著作简直是《福音书》，为高兰德和她周围的人添了不少乐趣，同时成为她引经据典的材料。
那些怪论里头也有正确的、观察中肯的，甚至合乎人情的部分；但信徒们的脾气总喜欢把好处丢在一边而只记着最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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