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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使羲和的权威足以阻止新历的采用与施行,那就非先打倒羲和,新历永无采用的希望了。
颜李之攻程朱,戴学之攻朱学,只因为程朱的权威太大,旧信仰不倒,新信仰不能成立。
我们但当论攻的是与不是,不当说凡出于朱的必不应攻朱。
同时,还有一位学者翁方纲(1733~1818),他对于戴震的考订之学表示热烈的崇拜,但对于他的哲学却仍是盲目的反对。
翁方纲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书法大家;但他无形中受了时代潮流的影响,对于金石文字很做了一点考订的功夫,成绩也不算坏。
他作了九篇考订论,颇能承认顾栋高、惠栋、江永、戴震、金榜、段玉裁诸人的成绩。
有一次,戴震与钱载(字萚石,是当时的一个诗人)争论,钱载排斥考订之学,骂戴震破碎大道,——这件事也可见当时对考据训诂之学的反动,——翁方纲作书与程晋芳,为钱戴两人调解。
书中说:
箨石谓东原破碎大道;箨石盖不知考订之学,此不能折服东原也。
诂训名物,岂可目为破碎?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也。
宋儒恃其义理明白,遂轻忽《尔雅》、《说文》,不几渐流于空谈耶?……今日钱戴二君之争辩,虽词皆过激,究必以东原说为正也。
……(《复初斋文集》七,二○)
这话几乎是偏向戴学的人说的了。
然而他虽然说“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
,他却只许戴震讲考订,而不许他讲义理。
这种不自觉的矛盾最可以考见当时的学者承认考订之学本非出于诚意,只是盲从一时的风尚。
当他们替考订学辩护时,他们也曾说考订是为求义理的。
及至戴震大胆进一步高谈义理,他们便吓坏了。
翁方纲有《理说》一篇,题为《驳戴震作》,开端就说:
近日休宁戴震一生毕力于名物象数之学,博且勤矣,实亦考订之一端耳。
乃其人不甘以考订为事,而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
这就是戴震的罪状了!
考订只可以考订为目的,而不可谈义理:这是当时一般学者的公共心理。
只有戴震敢打破这个迷信,只有章学诚能赏识他这种举动。
朱筠、翁方纲等都只是受了成见的束缚,不能了解考订之学的重大使命。
翁方纲驳戴震说“理”
字,也很浅薄。
他说戴震:
言理力诋宋儒,以谓理者密察条析之谓,非性道统挈之谓。
反目朱子“性即理也”
之训,谓入于释老真宰真空之说。
……其反覆驳诘牵绕诸语,不必与剖说也。
惟其中最显者,引经二处,请略申之。
一引《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
试问《系辞传》此二语非即性道统挈之理字乎?……
再则又引《乐记》,“天理灭矣”
。
此句“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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