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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人欲”
，则天理即上所云“天之性也”
，正是“性即理也”
之义。
而戴震转援此二文，以谓皆密察条析之理，非性即理之理，……可谓妄矣。
夫理者，彻上彻下之谓；性道统挈之理，即密察条析之理，无二义也。
……假如专以在事在物之条析名曰理，而性道统挈处无此理之名，则《易·系辞传》、《乐记》二文先不可通矣。
吾故曰，戴震文理未通也。
……（《复初斋文集》七，十九）
戴震引《系辞传》在《孟子字义疏证》第一条，引《乐记》在第二条，读者可以参看。
他释“天下之理”
为“天下事情，条分缕晰”
；他释“天理”
为“天然之分理”
，引《庄子》“依乎天理”
为证。
这种解说，本可以成立。
翁氏习惯了“浑然一体而散为万事”
的理字解，故绝对不能承认戴震的新解说。
这班人的根本毛病，在于不能承认考订学的结果有修正宋儒传统的理学的任务。
若考订之学不能修正义理的旧说，那又何必要考订呢？翁方纲的九篇《考订论》，篇篇皆归到“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
一句话（《复初斋文集》七，六～十八）。
他说：
学者束发受书，则诵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迨其后用时文取科第，又厌薄故常，思骋其智力，于是以考订为易于见长。
其初亦第知扩充闻见，非有意与幼时所肄相左也。
既乃渐骛渐远而不知所归，其与游子日事漂**而不顾父母妻子者何异？考订本极正之通途，而无如由之者之自败也。
则不衷于义理之弊而已矣。
这样看来，“义理”
原来只是《章句集注》里的义理；不合这种义理，便等于游子不顾父母妻子。
怪不得翁方纲一流人决不会了解戴震的哲学了。
同时，还有一位姚鼐（1732～1815），是一个古文家；曾从戴震受学，称他为“夫子”
，戴震不受，说：“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
后来姚鼐竟变成一个排击考据学的人，他主张：
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
……凡执其所能为而呲其所不为者，皆陋也。
必兼收之，乃足为善。
（《复秦小岘书》）
大抵近世论学，喜抑宋而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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