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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结果产生了关于唇、齿音的变迁的两条大定律。
我们切不可不知道这些开辟中国音韵学的学者们有多么大的限制，所以他们似乎从头注定要失败的。
他们全没有可给中国语言用的拼音字母的帮助。
他们不懂得比较不同方言，尤其是比较中国南部、东南部、西南部的古方言。
他们又全不懂高丽、越南、日本这些邻国的语言。
这些中国学者努力要了解中国语言的音韵变迁，而没有这种有用的工具，所以实在是要去做一件几乎一定做不成的工作，因此，要评判他们的成功失败，都得先知道他们这许多重大的不利条件。
这些大人物可靠的工具只是他们的严格的方法：他们耐心把他们承认的事实或例证搜罗起来，加以比较，加以分类，表现了严格的方法；他们把已得到的通则应用到归了类的个别例子上，也表现了同等严格的方法。
十二世纪的吴棫、朱熹，十七世纪的陈第、顾炎武，还有十八九世纪里那些继承他们的人，能够做出中国音韵问题的系统研究，能够把这种研究做得像一门学问，——成了一套合乎证据、准确、合理系统化的种种严格标准，——确实差不多全靠小心应用一种严格的方法。
我已经把我所看到的近八百年中国思想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发达史大概说了一遍。
这部历史开端在十一世纪，本来有一个很高大的理想，要把人的知识推到极广，要研究宇宙万物的理或定律。
那个大理想没有法子不缩到书本的研究——耐心而大胆地研究构成中国经学传统“典册”
的有数几部大书。
一种以怀疑和解决怀疑做基础的新精神和新方法渐渐发展起来了。
这种精神就是对于牵涉到经典的问题也有道德的勇气去怀疑，就是对于一份虚心，对于不受成见影响的，冷静的追求真理，肯认真坚持。
这个方法就是考据或考证的方法。
我举了这种精神和方法实际表现的几个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考订一部分经书的真伪和年代，由此产生了考证学，又一个是产生了中国音韵的系统研究。
然而这个方法还应用到文史的其他许多方面，如校勘学、训诂学、史学、历史地理学、金石学，都有收获，有效验。
十七世纪的陈第、顾炎武首先用了“本证”
、“旁证”
这两个名词，已经是充分有意运用考证方法了。
因为有十七世纪的顾炎武、阎若璩这两位大师的科学工作把这种方法的效验表现得非常清楚。
这种严格而有效的方法的科学性质，是最用力批评这种学术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的。
方东树（1772～1851）正是这样一位猛烈的批评家，他在1826年出了一部书，用大力攻击整个的新学术运动。
然而他对于同时的王念孙、引之（1766～1834）父子所用的严格的方法也不得不十分称赞。
他说：“以此义求之近人说经，无过高邮父子《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匹。”
一个用大力攻击整个新学术运动的人有这样的称赞，足以证明小心应用科学方法最能够解除反对势力的武装，打破权威和守旧，为新学术赢得人的承认、心服。
这种“精确而不受成见影响的探索”
的精神和方法，又有什么历史的意义呢？
一个简单的答案，然而是全用事实来表示的答案，应当是这样的：这种精神和方法使一个主观的、理想主义的、有教训意味的哲学的时代（从十一到十六世纪）不能不让位给一个新时代了，使那个哲学显得过时、空洞、没有用处，不足吸引第一等的人了。
这种精神和方法造成了一个全靠严格而冷静的研究作基础的学术复兴的新时代（1600～1700）。
但是这种精神和方法并没有造成一个自然科学的时代。
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王念孙所代表的精确而不受成见影响的探索的精神并没有引出来中国的一个伽利略、维萨略、牛顿的时代。
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种科学精神和方法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呢？
不止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我曾试提一个历史的解释，做了一个十七世纪中国与欧洲知识领袖的工作的比较年表。
我说：
我们试作一个十七世纪中国与欧洲学术领袖的比较年表——十七世纪正是近代欧洲的新科学与中国的新学术定局的时期——就知道在顾炎武出生（1613）之前年，伽利略做成了望远镜，并且用望远镜使天文学起了大变化，解百勒发表了他的革命性的火星研究和行星运动之时，哈维发表了他的论血液运行的大作（1682），伽俐略发表了他的关于天文学和新科学的两部大作（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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