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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若璩开始做《尚书》考证之前十一年，佗里杰利已完成了他的空气压力大实验（1644）。
稍晚一点，波耳宣布了他的化学新实验的结果，做出了波耳氏律（1660~1661）。
顾炎武写成他的《音学五书》（1667）之前一年，牛顿发明了微积分，完成了白光的分析。
1680年，顾炎武写《音学五书》的后序；1687年，牛顿发表他的《自然哲学原理》。
伽俐略、解百勒、波耳、哈维、牛顿所运用的都是自然的材料，是星球、球体、斜面、望远镜、显微镜、三棱镜、化学药品、天文表。
而与他们同时的中国所运用的是书本、文字、文献证据。
这些中国人产生了三百年的科学的书本学问；那些欧洲人产生了一种新科学和一个新世界。
这是一个历史的解释，但是对于十七世纪那些中国大学者有一点欠公平。
我那时说：“中国的知识阶级只有文学的训练，所以活动的范围只限于书本和文献。”
这话是不够的。
我应当指出，他们所推敲的那些书乃是对于全民族的道德、宗教、哲学生活有绝大重要性的书。
那些大人物觉得抄出这些古书里每一部的真正意义是他们的神圣责任。
他们正像白朗宁的诗里写的“文法学者”
：
“你卷起的书卷里写的是什么？”
他问，
“让我看看他们的形象，
那些最懂得人类的诗人圣哲的形象，——
拿给我！”
于是他披上长袍，
一口气把书读透到最后一页……
“我什么都要知道！
……
盛席要吃到最后的残屑。”
“时间算什么？‘现在’是犬猴的份！
人有的是‘永久’。”
白朗宁对人本主义时代的精神的礼赞正是：“这人决意求的不是生存，是知识。”
孔子也表示同样的精神：“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朝闻道，夕死可矣。”
朱子在他的时代也有同样的表示：“义理无穷，惟须毕力钻研，死而后已耳。”
但是朱子更进一步说：“诸公所以读书无长进，缘不会疑。”
“才疑，便须理会得彻头。”
后来真能使继承他的人，学术复兴的新时代的那些开创的人和做工的人，都懂得了怀疑，——抱着虚心去怀疑，再找方法解决怀疑，即使是对待经典大书也敢去怀疑。
而且，正因为他们都是专心尽力研究经典大书的人，所以他们不能不把脚跟站稳；他们必须懂得要有证据才可以怀疑，更要有证据才可以解决怀疑。
我看这就足够给一件大可注意的事实作一种历史的解释，足够解释那些只运用“书本、文字、文献”
的大人物怎么竟能传下来一个科学的传统，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严格的靠证据思想，靠证据研究的传统，大胆的怀疑与小心的求证的传统——一个伟大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传统，使我们，当代中国的儿女，在这个近代科学的新世界里不觉得困扰迷惑，反能够心安理得。
（1）此后无下文，底本如此。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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