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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简化法规的巧妙一着，受到人民热烈的拥护，欢呼新统治者是被压迫人民的救星。
帝国很快就发觉有必要把它发展为《九章律》，但这在开国后的三代统治中，由于不希望作过分详细的修订，《九章律》仍是一部简单的法典。
帝国在建国初期几十年间的趋势是不惜任何代价获得和平，让人民从他们过去遭受的苦难中恢复元气。
在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中（公元前179～157），没有新建一所宫殿，增加一名宫廷侍卫和新盖一处御用马厩。
文帝还废除了肉刑，在他统治的末期，全国每处只有数百件判处死刑的案例。
他鼓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皇后在宫中养蚕。
赋税每年减轻，至公元前167年，全部废除了土地税。
汉武帝17年时，丞相卫绾为首进行了一次使儒家学派教育宗旨的地位高于其他一切学派的活动。
朝廷的推崇使儒家学者更显突出。
这使年迈的窦太后不高兴，她是道教教义的虔诚的信奉者，而这时她正代替年轻的皇帝摄政。
儒家学者试图颠覆她的摄政地位，但是没有成功。
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被免职。
她把领头的两名儒家学者投入监狱，那两人在狱中自杀身死（朱晓按：下狱自杀的两人是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
）。
其他的儒家学者领袖人物被黜退。
直到公元前135年窦太后逝世，儒教活动才得完全恢复。
在窦太后逝世的前一年，为了抑止民间的原有的博士私相传授经书，政府设立了专门传授弟子的儒学博士官，以五名为限，每人传授五经中的一门，即《易经》《诗经》《尚书》《仪礼》和《公羊春秋》。
公元前125年，丞相儒家学者公孙弘提议有限度地从全国各地选拔招收学习每门经书的学生。
第一次为官学选来的学生共五十名，到公元前一世纪末年，帝国官学成立，选入学生三千名；公元二世纪时，已扩大到拥有学生三万名以上了。
不过把儒教作为国教的建立，或者更确切地说定为国教的最重要的一步，则是采用儒家经籍作为政府文官考试制度的基础。
当时书面的经书语言早已成为死的语言。
所有用经书语言书写的敕令和法规对广大民众来说都无法领悟，甚至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小官们也常常不明白朝廷在公文上写的是什么。
公元前125年，丞相公孙弘为此向武帝上奏，提议是否可通过考试取士，对儒学经籍中的一门考试合格者，方能充当京城以及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
总之，最有学问的人常居优先地位。
这是文官考试制度的开始。
以后逐渐修改完善，一直施行了两千年。
这是普及儒家经籍知识最有效的手段。
因为后来这种对古典经籍的考试实际上成为对非显贵出身的平民能升入仕途的唯一途径。
政府只宣布考试的各项标准要求，所有对自己的儿子抱有希望的民众就得自己想各种办法教育孩子，使他们谙熟古代经籍，并具有用这种文字作论文的能力。
用这种方法，儒家经籍，有时主要用孔子以前的原著中所提到的；有时用孔子以后的经书（特别是称谓《四书》）中的，成了自从汉武帝以来两千年间一直保持下来的所有中国的学校里的主要课本。
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这期间很多儒家学者擢升为政治上的显要人物。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武帝在位时的下半叶写出他的伟大著作。
说明自从公元前125年新的教育法规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作为各部大臣、高级官员和地方长官进入了政府各部门。
官学中的儒学博士虽然官阶品位并不高，却常常参加朝廷集会，决策国家大事，特别是在起草和讨论法规以及觐见和祭祀仪式中常常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确实地说，儒教至此已作为汉王朝帝国的正式国教或正统的教旨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3.
通过上述对汉代开国以来一百年间儒家思想兴衰的描述，我们现在可以试图观察一下受到政府如此器重的荣誉，并抬高到一个无与伦比的正统地位的儒教是哪一种儒家思想？
为了了解这新建立起来的儒教的真正内容，有必要先描述一下当时的宗教和思想背景图，在这种背景下儒教运动才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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