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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自言：
始半月视物疑为二，如履在床前，心中复有履。
久之，心中见红圈渐大，至肌肤而散，颇觉畅美。
一夕，闻城壕鸭声，与身隔一层，如在布袋；良久，忽通，鸭声与水流入身中，甚快。
乃叹曰：“静坐，二氏之旨，吾儒实学当不在是。”
《弘道书》（下，二十）
也说：
密壮时尝习静坐，先子深加呵禁。
后在乡塾，考定古说，条晰辨论。
盖密事先子多年，艰苦患难阅历久，见古注疏在后。
使历艰苦患难而不见古注疏，无以见道之源；使观古注疏而不历艰苦患难，无以见道之实。
这两段都最可注意。
宋儒轻视汉唐古注疏，只为汉唐儒者只做得名物训诂的工夫，不谈微言大义，所以宋儒嫌他们太浅陋了，笑他们未闻大道。
宋儒的理学所以能风行一世，也只为他们承禅宗的影响，居然也能谈玄说妙，一洗“儒门淡薄”
之风。
现在当理学极绚烂之后，忽要回到那淡薄的古注疏，那是极困难的事；非经过一番大觉悟或大反动之后，那是不会实现的。
明末清初的学者，承王学极盛之后，所以能抛弃那玄妙的理学而回到那淡薄的经学。
正是因为明朝晚年的政治太腐败了，阉宦的横行太可耻了，流寇的祸乱太惨烈了，人民身受的痛苦太深切了，种种的原因构成了一个有力的反动，方才有那样的大觉悟，方才有那样的大决心。
况且乱世的人大概容易走向悲观消极的路上去。
幸而那时正当古学复兴的时期，杨慎、焦竑、胡应麟、陈第等人已把门户打开，归有光、钱谦益诸人又极力提倡古注疏。
（崇祯十二年吴凤苞新刻《十三经注疏》，钱谦益为作长序。
费氏父子屡引此序。
）
所以费氏父子从患难里出来，不致于走入静坐遁世的堕落路上去，却在古注疏里寻出古代儒家所谓“道”
，本无谈玄说妙的话，乃是治国平天下的实事实功。
所以费密说，“使历艰苦患难而不见古注疏，无以见道之源。”
一方面，费氏父子若不经过那种痛苦的经验，也不容易甘心舍弃那神秘的主静主敬的理学，诚心地来提倡那“淡薄”
的儒学。
所以他说“使观古注疏而不历艰苦患难，无以见道之实。”
他们又有一个《先王传道表》（中，二十八）：
先王传道
三重：一、议礼，二、制度，三、考文。
九经：一、修身，二、尊贤，三、亲亲，四、敬大臣，五、体群臣，六、子庶民，七、来百工，八、柔远人，九、怀诸侯。
五品：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
四民：士，农，工，商。
他们对于“道”
的见解，只是政治的，伦理的，实用的。
一部《中庸》，在宋儒的眼里，成了一部高谈性命的根据；而费氏父子在那部书里只看出那“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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