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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也并非都要实行，有些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李鸿章却连说也不说。
对于一些于义有亏的事，曾国藩往往做而不说，而李鸿章却又做又说。
他们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
李鸿章声明，他“平生不惯作伪人”
。
这与城府极深、诚伪兼施的乃师相比，显得坦白一些。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袁世凯看京戏《捉放曹》，听到“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
时，说可惜曹操当时没有把陈宫也干掉，否则这句有损于曹操形象的恶言就不会传出了。
记得讲故事的人紧接着又补充一句：“其实，老袁也是没有心计，既有此意，何必说出？”
李鸿章对于袁世凯是很欣赏的，临终前还曾荐袁以自代。
在政治上，曾国藩患有一种“恐高症”
，他一向主张知足知止，急流勇退。
每当立下大功，取得高位，总是如临深渊，惕惧不已。
咸丰末年，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及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
这一高官显位，不知使多少人艳羡、垂涎，但曾国藩并不开心，他说：“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在家书中，曾国藩特意告诫子弟：“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
为此，必须持有三种心态：一是不参与，好像事情与己无涉；二是不善终，高位都是险地，居高履危能够善终的很少；三是不胜任，好像在朽烂的跳板上驾驭着六马奔车，随时都有坠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所以战战兢兢，唯恐不能胜任。
曾国藩的韬晦之计，后来发展成为功成身退、避祸全躯的行动。
他多次奏请开缺回籍，归老林泉。
对于老师晚年一再消极求退的做法，李鸿章颇不以为然，视为无益之请，自己仍不改对事业经济的热衷。
一冷一热，一退一进，这和他们所处的不同境遇有直接关系。
曾氏当政时，清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农民起义，他所时刻警戒的，在功高震主、拥兵自重方面。
“打下一个洪秀全，上来一个曾国藩。”
这是他最怕听到的一句话。
阴险毒辣的西太后，承袭了祖上康熙皇帝的惯用手段，善于利用大臣间的矛盾以制衡，她一面重用曾国藩，一面又扶植左宗棠、沈葆桢，扩充李鸿章的淮军。
这就是说，你曾国藩已经剪除了太平军，我的心腹之患消除了，在你身后，左、李、沈都壮大起来，不怕你曾氏兄弟兴妖、起屁、尥蹶子。
李鸿章当政之后情况就不同了。
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虽在，正远征西北；恭亲王已被免除了议政王之职，芥蒂既生，宠信自不如前。
至于翁同龢等帝党头目和“清流派”
的张之洞、李鸿藻等，或老朽顽庸，或徒逞空谈，难抵实用。
面临列强鲸吞之势，与之斡旋、谈判，折冲樽俎，非李鸿章莫属。
此之谓“形势比人强”
也。
在封建社会，任何时期都得有替君王承担失误责任、代杖受罚的大臣。
晚清时期李鸿章就充当了这种角色。
李鸿章像避雷针那样，把兵败求和、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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