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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苍天对他不薄，刚回陕西不久，他就意外地在西安郊区半坡村发现了第一个原始社会部落生活、居住遗址，并主持考古发掘。
半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在很快轰动了世界的同时，也使石兴邦一举成名。
稍后，他又主持编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关于半坡遗址发掘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并以高超的质量和独到的见解，在受到考古学界推崇和青睐的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一个优秀考古学家的地位。
一时，石兴邦作为一颗年轻的考古希望之星高悬于中国西部的上空。
1956年秋，王冶秋和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到陕西视察工作，正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主管文化口的陈毅副总理，因主持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路过西安做短暂停留并有参观文物古迹的念头。
整个五六十年代，半坡遗址是陕西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凡国内外专家、学者、外宾、领导去西安参观，半坡是首要目标，陈毅自然也不愿放弃。
于是，在郑振铎、王冶秋以及陕西各级领导的陪同下，陈毅等人进入半坡遗址，并由遗址发掘的主持者石兴邦做专门讲解。
也就是这次具有非凡意义的参观，使王冶秋对石兴邦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建立了私人感情。
与此同时，陈毅副总理还专门做出批示，由国务院拨款30万元建立了半坡博物馆。
之后的十几年里，石兴邦作为一名越来越成熟的考古学家，来回奔波于西安与北京之间，除不断向他的老师夏鼐汇报、请教外，还不断地向王冶秋汇报工作，两人感情随着时间的延续而进一步加深。
但自半坡发掘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石兴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再弄出令考古界为之震惊的响声，他似乎沉寂了。
石兴邦在半坡遗址工作室内
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彩绘骑兵俑
到了1970年春，陕西省考古所决定派石兴邦去咸阳杨家湾主持发掘考古界当时估计的周亚夫父子的墓葬。
这个墓葬距咸阳市东北22公里，位于高祖刘邦的长陵和景帝刘启的阳陵之间，其墓葬区有坟冢73座，估计是长陵的陪葬墓。
1965年8月，当地社员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大批彩绘俑，后经有关部门清理，在11个陪葬坑内发掘出土了号称“三千人马”
的十分精美的汉代彩绘兵马俑。
正当陕西方面准备对其他几个陪葬坑进行发掘，并想将墓主也一鼓作气地揭示出来时，“文革”
开始，发掘工作被迫停止。
几年过后，石兴邦受命出山，他怀着极大的兴奋与希望，率领考古队在杨家湾几个陪葬坑中发掘起来，但两年过去了，收获却没有事先预想的那样丰厚。
鉴于此，陕西省考古所便决定中止考察，不再进一步发掘。
此时的石兴邦仍觉得意犹未尽，希望尚存，便坚持继续发掘下去。
因考古所的经费来源已断，石兴邦只好打报告向王冶秋求助。
王冶秋看到报告后，产生了成全石兴邦之意，在当时经费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指示国务院图博口，调拨2万元给陕西方面，作为继续发掘杨家湾汉墓的经费。
石兴邦接到经费，自是非常感激王冶秋的雪中送炭，又重整旗鼓继续发掘起来。
此时，正是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考古发现即将震惊世界的前夜。
如果说马王堆一号汉墓的考古发现令世人皆惊，那么，最为感到震惊的莫过于石兴邦本人。
据当年跟随石兴邦一起发掘杨家湾汉墓的一位考古工作者回忆，当他从北京出差回到杨家湾发掘工地时，首次向正在吃饭的众人披露了在北京听到的关于马王堆发现汉墓和出土珍贵文物及女尸的消息。
石兴邦听后，手中的筷子滑落到地下，抬着头，呆了似的半天没有缓过劲来。
这位考古工作者当时尚不知道石兴邦与马王堆汉墓曾有过一段失之交臂的因缘，只是听了石兴邦后来的叙说，才感到他内心受到的震撼是多么地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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