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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某一天夜里，司理院狱屋的高处有道道彩光闪现，京城官民为之惊骇。
第二天，宋神宗的大赦诏令颁下，京师上下都为此感到奇怪。
宋神宗命人到彩光出现的地方搜寻，结果得到一纸，上有38个字：“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法有缘，佛法相因。
行念观世音，坐念观世音，念念不离心，念佛从心起。”
又据载，元丰三年（1080年），钦差大臣王舜封巡视东海普陀洋面，突遇狂风巨浪，几欲将船掀翻。
船上的人连连向普陀山观音大士叩祷，终于平安济渡。
王舜封回到朝廷奏报此情，神宗感激观音菩萨保佑大宋使臣，当即动拨帑银，在原来小庵院的基础上进行扩建修整，完工后赐名“普济寺”
。
北宋晚期的哲宗赵煦，也曾在皇家大院设立道场，并亲临道场听经。
宋时刻的《宋稗类钞》卷七记载：绍圣改元九月，禁中为宣仁做小祥道场。
宣隆报长老升座。
上设御幄于旁以听。
其僧祝曰：“伏愿皇帝陛下，爱国如身，视民如子。
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之忧勤。
庶尹百僚，谨守汉家之法度。
四方万里，永为赵氏之封疆。”
即时有僧问话云：“太皇居何处？”
答云：“身居佛法龙天上，心在儿孙社稷中。”
当时传播，莫不称叹。
尽管北宋自宋太祖赵匡胤起至哲宗一朝都崇尚佛教，但由于北宋末年政治动**，经济衰退，至神宗即位初，佛教已显出没落的趋势，全国僧尼人数由原来的46万之多，减至不足26万人。
又由于这种没落是全国性的，就法门寺而言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
跟五代十国时期几乎相同的是，历史文献中也绝少关于北宋时期法门寺情况的记载，要窥知此时法门寺的法事等项活动，就不能不借助于有幸留传下来的寺碑铭文。
法门寺内至今尚存的宋代刻碑有二方，一为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的《法门寺浴室院暴雨冲注唯浴镬器独不漂没灵异记》，二为庆历五年（1045年）的《普通塔记》。
此外尚有碑虽佚而文已著录或见于目录的有《买田地庄园记》《灵异记》等近十方。
其中《灵异记》《买田地庄园记》《普通塔记》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法门寺在北宋前、中期的佛事盛况。
如《灵异记》载：
寺之东南隅有浴室院，或供会辐辏，缁侣云集，凡圣混同，日浴千数，洎百年已还，迄于今日，檀那[2]相继，未尝废坠。
这段碑文表明，仅供会日前来浴室院就浴的僧俗就日有千数，那么，如果将没有就浴的人算在一起，就不仅仅是个千数的问题了。
可见当时法门寺对僧俗的影响依然很大，否则，怎会那么多人在此就浴？从百余年来“未尝废坠”
一语来看，这种盛况是带有连续性和持久性的。
这一推断，还可在《普通塔记》中得到证实。
记中载道：
重真寺天王院沙门智颙……复常悲其寓泊僧骨弃露零散，乃于寺之南城外不尽一里募施，掘地为圹，际水起塔，出地又丈余，砖用万余口。
既成，近左收捃得亡僧骨仅四十数，于庆历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夜建道场，请传戒师为亡僧忏罪受戒。
塔顶开一穴，以备后之送骨……今智颙师……作普通塔，使游方之徒来者、未来者死悉有所归，其用可嘉也。
这段碑文的意思已表述得很清楚，即在普通塔修建前后，前来法门寺瞻礼的游方僧很多，死于此处的亦不在少数。
如此众多的人在此处死去，可见这时的法门寺是怎样出类拔萃，又具有怎样的感召力。
依次还可推断的是，唐末时期李茂贞重修的寺宇，破坏性当为不大，而这个时期唐代二十四院的规模亦应基本保留了下来。
法门寺具有如此大的寺院和如此多的僧众，其经济上的开销从哪里来？以怎样的经济形式支撑着寺内法事的正常运转？这诸多的设问，恐怕要从三个方面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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