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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两家谁上谁下、孰先孰后,历来都是各派教徒争执的焦点。
权势日渐膨胀的寇、崔等人,见皇帝已被自己从崇信佛门中一步步引出,即将遁于道门,排佛心理日趋加重。
为了独尊道教,打倒佛教,他们怂恿太武帝对佛教发动了残酷的镇压。
羽人、应龙(汉画像石,河南唐河县针织厂汉墓出土)
羽人、正廉(南阳出土汉画像石)。
图中一羽人戏飞鹰,右为一牛引颈猛抵,左刻一人张口奔跑
太延四年(438年)三月,太武帝终于颁发了禁佛的第一道诏令:“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
强迫青壮年僧侣还俗,并责令他们充当劳役或从军征战。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在崔浩的极力主张下,太武帝连发两道禁佛诏敕。
其中第一道诏敕规定:从王公百官到庶民百姓,一律禁止私养沙门、巫觋,凡私养者,限于二月十五日以前报告官府。
过期不报者,不仅被窝藏的沙门僧或师巫等处以死罪,窝主还要遭到满门抄斩之灾。
第二道禁佛诏敕则进一步规定,严禁僧侣或巫觋进入一般人的住宅,并强令他们老老实实地居守在庙宇里。
从这两道极其严厉的诏敕来看,太武帝的佛缘已断,彻底遁入道门之中了。
他站在道家的立场上,于同年九月,在崔浩等人的煽风点火下,下诏将佛门高僧玄高和慧崇幽禁起来,并施以酷刑。
玄高大师曾一度身居宫廷,调解皇帝与太子的矛盾,慧崇则是当时朝中尚书韩万德的老师。
这两位年迈的高僧被囚禁不到半个月,便在京都平城死去。
如果崔浩等人和太武帝的禁佛就此停止,也许还有其可原谅的理由,崔浩本人也不至于遭到满门抄斩之祸,可惜此时的君臣谁也没有顾及这些,他们依旧沿着这条道路疯狂地向前急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门大劫难到来了。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驻守在杏城(今陕西黄陵县)的将军盖吴谋反,关中狼烟顿起,一片混乱。
翌年三月,太武帝亲率大军前往镇压。
当他进入长安时,因军队暂时休整,马丁便将其坐骑牵到一座寺院的麦田里放牧。
当太武帝为看马而来到寺院时,却发现和尚们正在请随从官员喝酒。
对于官员与寺院僧众的异常亲热的举动,太武帝觉得有些蹊跷,急忙派人查验僧众的住室,发现了大批的弓矢矛盾等兵器。
太武帝先是大惊,接着是大怒,愤然吼道:“这些兵器本非沙门所用,难道他们要与盖吴合谋反叛吗?”
遂责令官兵彻底清查这座寺院。
这一清查,寺院内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暴露出来。
先是查得大量酿酒用具,以及州县地方长官和富豪寄托或隐匿的财物,其数量竟达数万之多;后是发现了寺内的密室,这些密室多为“与贵室女私行**”
之用。
当这一切全部暴露后,太武帝已是愤怒至极,而当时随从身边的崔浩立即感到这是消灭佛教的天赐良机,便趁机鼓动太武帝立即**灭佛教,以绝后患。
于是太武帝当即下诏:“诛杀长安城内的沙门,毁弃佛像。”
并令太子拓跋晃行令天下四方,一体推行毁佛措施。
如果说在这之前的太武帝所采取的一系列态度和措施,仅仅表现了他对佛门的背叛,那么,现在则由爱至恨,在这单独的背叛之后又加上了一层憎恨。
太武帝在诏敕中说道:往昔汉明帝信奉邪伪,紊乱天道。
佛教本是虚妄的,但末世的昏君或乱主却多被其所惑,以致政教不行,礼仪大坏,鬼道(佛教)兴盛,蔑视王者之法。
从这以后,代代兴祸乱而行天罚,民人多灾多难,王化之地亦极为荒凉,乃至千里萧条,不见人迹。
这一切,都是由于崇佛所致。
被愤怒、憎恨的火焰灼烤得近乎失去理智的太武帝,仿佛是在对天盟誓,他声称要除伪(佛教)定真,以复远古伏羲神农之治,并声色俱厉地说道:“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
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致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
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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