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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的上疏正是抓住太武帝“侔踪轩黄”
入主中原的心理，才极力鼓吹《录图真经》中的符命之说。
其实，在这之前的寇谦之早就对拓跋氏王朝的心理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针对此点撰写了《录图真经》，崔浩的上疏只不过是起到了一个提醒的作用罢了。
但正是这一提醒，才使正处于日理万机中的皇帝留心经书中的教义并对此刮目相看起来。
世祖闻之欣然，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
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
……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
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
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
《魏书·释老志》曾做了这样的记载。
看起来这位皇帝倒是极好糊弄，只是看了或听了《录图真经》的几个片段，就高兴地命人拿着礼物把寇谦之在嵩山的难兄难弟四十余人全部请进京都，并给予超乎寻常的款待。
这个看似滑稽的事件其实并不滑稽，因为拓跋氏一直在为自己的统治苦苦寻找的思想和依据，终于由寇谦之以上帝的名义提了出来。
这种基于各自的需要而导致的不谋而合，即使再糊涂的皇帝也不会放弃这种大好机会，反而要大大地做一篇文章。
由于皇帝的肯定和支持，寇谦之所创立的“天师道新法”
便得到了北魏官方的承认并很快兴盛起来。
而寒酸卑微的寇谦之本人，也随之摇身一变“为帝王师”
，并以其特殊的身份，成为实际上太武帝身边的军事参谋和政治顾问。
那个为寇谦之的发迹和得宠而奔走呼号的司徒崔浩，自然再次成了新皇帝面前的大红人。
始光三年（426年），雄心勃勃的太武帝想趁大夏国主赫连勃勃刚刚死去之机，出兵进击大夏。
这个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部分臣僚特别是掌握兵权的太尉长孙嵩的反对。
太武帝举棋不定之际，便招来寇谦之问其出兵的得失。
寇谦之回答得倒也干脆：“必克。
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
不知这寇谦之是胆大妄为地信口开河，还是确有韬略和预见性，反正太武帝信以为真，并旋即率兵出击大夏。
也该是寇谦之命运颇佳，大夏不久即被北魏兵击溃。
旗开得胜的太武帝马不停蹄地发动对中原诸国的猛烈进攻，并终于在439年**平中原，结束了自西晋以来五胡十六国长期战乱分裂的局面，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宏图大业。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寇谦之、崔浩等随君伴驾，经常出谋献策、占星卜卦，颇得赏识。
当战争结束之后，太武帝对仙道更是深信不疑，并越发崇拜起来。
在寇谦之等人的鼓动下，太武帝开始自称太平真君，也将年号改为太平真君元年（440年）。
太平真君三年（442年），耐不住寂寞的寇谦之出面奏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授符书，以彰圣德。”
也就是说，太武帝要在京都平城设一个天师道场，并亲临道场受箓。
太武帝闻奏不久，即“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皆青，以从道家之色也。
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
。
这段话的意思不只是指太武帝本人照寇谦之所说的一切去办了，还明文规定，往后的各位皇帝都要如此做。
这种“君权神授”
的特殊形式，可以向世人表明：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不是抢来和偷来的，而是由伟大的汉族神太上老君亲自授予的；它是正统的、合理合法的，甚至是有交接手续的，以此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服务。
就在寇谦之、崔浩大受皇帝宠爱之时，佛门教派的势力依然在朝野内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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