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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最要命的是最后一句“嗟我亦同然”
，曹髦说，我就跟井里的龙一样，只能把利牙锐爪藏起来。
司马昭看到这句时，心里大不痛快：原来你这小皇帝还有牙有爪，你还想着张牙舞爪呢。
没错，曹髦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当了几年窝囊皇帝，曹髦内心越发愤恨，他已二十岁，不仅没权力，连自由都没有。
曾祖父是武功盖世的曹操，爷爷是开国皇帝曹丕，短短几十年，天地就变了颜色，试问今日城中，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呢？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曹髦要反扑，哪怕像飞蛾扑火一样，葬身于火海亦在所不惜。
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七日，曹髦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
这三个人，曹髦觉得比较可靠，他们至少对皇帝是同情的。
三人见皇帝神色异常，已隐隐察觉到将有大事发生。
果然，皇帝支开左右，开门见山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我不能坐着等他废黜，这种羞辱我无法忍受，今天，我就要亲自跟诸位爱卿前去讨伐他。”
三人一听，心脏差点从胸腔跳出来，吓得面如土色。
皇帝此举真是如同儿戏，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人在“策划”
政变阴谋，或许连“策划”
都谈不上，更像是酒后的突发奇想，心血**。
这么说吧，自有文字记录历史以来，可曾有过如此幼稚的政变？还真没有。
我们知道，东汉皇帝搞政变的是不少，但最起码要有以下两个条件：其一，要有绝对可靠的亲信。
汉和帝、汉桓帝搞政变，靠的都是宦官，皇帝不能随便乱跑，搞政变要联系各方，肯定要有人为他跑腿，核心人物是必不可少的。
其二，要有缜密的计划。
当年汉和帝为了打倒窦宪，偷偷摸摸让人从宫外搞到一本《外戚传》，研究历史经验，为制订政变计划打下基础。
一旦政变，要如何控制军队，如何把权臣党羽一网打尽，这些都需要事先安排。
曹髦的举动很天真，只是率性而为。
问题是，他根本都不知道谁是可靠的，谁会陪着皇帝任性呢？他没有计划，没有准备，只有一腔热血。
这年头，最不欠缺的就是热血，乱世流淌的热血足以染红脚下每一寸土地了。
三位大臣的惊愕很好理解——只因为对无助的皇帝投以同情的眼光，他们就得陪着去死吗？难道同情也是一种罪吗？
尚书王经缓过神后，劝阻说：“当年鲁昭公因为不堪忍受季氏专权，愤而反击，结果被打败了，流亡到国外，为天下所笑。
如今权力落入司马氏之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从朝廷到四方都为其效死，根本没人理会什么君臣大义的道理。
宫中禁卫部队缺员，兵力弱小，陛下凭什么反击呢？一旦这样做，祸患不可测，应该重新考虑。”
皇帝愤愤地从怀中掏出已经写好的诏书，扔到地上：“我心意已定，就算是死，又有什么可怕，何况还不一定死。”
说完后，他大袖一拂，竟然不管三人奉不奉诏，就扬长而去。
我们只能说皇帝是在使性子，纯粹冲动，就算你真的要政变，好不容易找到三个人，好歹商量一下要怎么做。
扔了诏书后就跑，这是哪门子道理呢？你的诏书那么管用吗？现在皇帝是有求于自己的臣子，却还摆出这样的态度，谁会为他效死呢？
王沈、王业两人面面相觑，一看皇帝跑了，悄悄商量：不行，这事非得向大将军司马昭报告不可。
他们二人觉得自己好可怜，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呢？同情心惹来这么大的麻烦，逼着他们在皇帝与司马昭之间做选择。
皇帝搞政变的成功率几乎就是零，因为这不是政变，只能叫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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