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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们不再是稀缺资金的卫士，而是逐渐变为满脸堆笑的推销商，他们将充足的商品近乎硬塞地卖给消费者。
新的布雷顿森林机构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贷款的灾难而形成的。
人们对20世纪2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三分之一以上的外国政府债券仍然不能兑现。
世界银行决定只对精心设计的项目提供贷款，即是对过去没有纰漏的主权贷款所做出的反应。
即使像摩根这样一个十分审慎的贷款人，也因如下大批没能兑现的政府债券而受到损失：1.97亿美元的日本债券，2000万美元的奥地利债券，1.51亿美元的德国债券。
当时没有一个银行家愚蠢到竟断言国家不会破产，或断言政府公债比商业债券的风险要来得小。
因为美国有多余的现金，世界银行要开发美国资本市场，就必须取悦于华尔街并得抹掉对外国借款的污名。
世界银行第二任行长约翰·麦克洛伊为了保护新生的世界银行的信誉，向莱芬韦尔请教摩根在两次战争中的经验。
莱芬韦尔以他通常那种激动的紧迫风格，向麦克洛伊讲述了他们银行对外国债务违约的感受——这些债务都有政府担保的虚名，其中尤以德国的借款为甚。
麦克洛伊同意莱芬韦尔对20年代贷款的批评。
那时，政治与金融问题被混淆在一起，这种情形鼓励借方把贷款看作变相的外国援助。
这样，就破坏了纪律，并且导致过多的借款，随之而来的是违约。
考虑到拉美不能偿还贷款，麦克洛伊问莱芬韦尔，银行是否应向该地区发放贷款，后者直截了当地回答，对美国投资者来说，“除了阿根廷，所有中美或南美借债国都有不讲信用和可鄙的不偿还债务的记录”
（4）（阿根廷一直情况特殊，当胡安·贝隆在1946年执政时，这个国家以战时向欧洲出口食品积累了大量黄金而自豪；贝隆甚至赞成偿清外债，以免受制于外国银行家）。
莱芬韦尔警告麦克洛伊说，如果世界银行对拉美贷款，那将会降低世界银行向美国投资者发行的债券的信誉。
麦克洛伊对拉美比莱芬韦尔更有同情心，他申辩说，是银行家们诱导了这个地区过多地借债。
他告诉莱芬韦尔：“在欧洲和拉美争夺贷款的情形真是颇为可观。”
他又说：“我知道此事，因为我也参加了。”
（5）虽然世界银行后来向拉美提供了贷款，但它坚持秘鲁和其他国家首先得偿还它们欠私人持有者的债务。
这样，既支持了债权人，也防止了拉美的债务败坏世界银行自己的信誉。
莱芬韦尔认为，在欧洲政治动乱结束前私人银行不可能恢复向欧洲提供贷款。
1946年，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以他的“铁幕”
演讲发出了警告。
他对欧洲解体的恐惧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的害怕心理有出奇的相似之处，特别是由于1947年初的食物短缺和农作物歉收。
正如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曾警告拉蒙特的那样：“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未见过世界形势像现在这样迅速地趋向真正的麻烦。”
（6）莱芬韦尔担心对复兴欧洲采取吝啬和惩罚性的态度，会使人联想到凡尔赛和约。
他反过来警告他的朋友和在槐树谷的邻居洛维特说：“西欧正在走向灾难。
我们小处精明大处浪费，用一些不及时的区区贷款和补助来应付这里或那里的危机……与此同时，我们却忽略了去大规模地、建设性地处理西欧复兴的问题。”
（7）他强调无条件援助英国和法国，他说：“英国人和法国人既不是小孩也不是土著人，他们不会听任暴发户美国人的支配。”
（8）
由于美国投资者对外国债券仍然三心二意，世界银行无法帮助克服西欧的危机。
1947年12月，杜鲁门提出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
，以便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护之下，把战后断垣残壁中的欧洲复兴起来。
20年代曾参与道斯贷款工作的麦克洛伊声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举动即是马歇尔计划的先驱。
但是当时是由私人方面来支持欧洲复兴的。”
（9）马歇尔计划的经济规模，仅头一年就达5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资金贫乏的华尔街的承受能力，由于经济萧条、战争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它们的财力仍然空虚。
摩根财团的国际主义使之在内地常常遭到排斥，而现在这种国际主义不可逆转地在华盛顿得到了确认。
战争、电视、国外旅游等等都起到了削弱美国地方观念的作用。
由于共和党人摆脱了他们传统的孤立主义，摩根银行有了一个可以不言而喻地寄托其信仰的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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