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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银行再也不是一个和外国势力密谋并联合的异己机构。
如果说这给摩根银行增添了政治上的宽慰，那么这同时也减弱了它的影响。
外国政府有了进入华盛顿的更好的入场券，它们就不再那么需要华尔街代理人去进行外交工作了。
1947年初夏，杜鲁门政府在是否应把苏联纳入马歇尔计划一事上犹豫不决。
乔治·凯南主张邀请苏联参加，因为他认为苏联会拒绝邀请，并由此而受到分裂欧洲的谴责。
洛维特不以为然。
经过杜鲁门的许可，他去华尔街23号听取了莱芬韦尔的意见。
根据他女婿的描述，莱芬韦尔在考虑了是否应邀请苏联参加的问题之后告诉洛维特：“鲍特，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你不邀请苏维埃俄国参加，你付出的代价就像过鬼门关，而如果你邀请他们，他们反而会对你说，见你的鬼去吧。”
（10）莱芬韦尔设法说服了洛维特，而凯南则没能说服他。
不出凯南和莱芬韦尔所料，苏联后来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
在20世纪40年代末，摩根的政治影响看来仅限于这类为复杂问题作顾问的角色。
作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出现之前的一个投资银行，它为许多政府发行过债券。
作为出借自己的钱的商业银行，仅仅维持战后对英法的贷款已使它感到力不从心。
1950年，J.P.摩根公司和大通共同承办了两笔给法国的总额2.25亿美元的贷款，这几乎耗尽了摩根的财力。
莱芬韦尔愿意帮助法国，尽管他对戴高乐有如下相当刻薄的看法：“在现代法国没有这个骑马将军的位置。
戴高乐可能是并且依我看就是一种动乱势力。
……他从来没有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才干、判断和常识。
就一定意义而言，正是因为缺乏这些品质，他才成为伟大的抵抗运动领袖。”
（11）
资金短缺的摩根财团不得不怠慢许多过去的外国老客户，也无力去帮助千疮百孔的日本。
由于把英国和美国看作平等伙伴的过时观点，莱芬韦尔不能领悟英国已经降为第二流国家的事实。
1947年，他给在英国财政部的朋友卡莱尔·吉福德写信说：“不管西方政府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多么笨拙，但明摆着的事实是，除非英国得到帮助和重建并恢复它在世界上的原有地位，否则一个民主和自由的世界就没有希望。”
（12）他对他的朋友莱顿夫人说：“没有什么比不列颠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及其彼此之间的合作更重要的了。”
（13）英国在世界事务中地位的削弱降低了摩根与英国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联系的价值。
不同于2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再也不听从英国财政部的领导。
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建议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在伦敦或纽约时，美国却把它的布雷顿森林的产儿设在距白宫只有一箭之地的华盛顿，这一举动非常具有象征性。
对莱芬韦尔来说，任何政策的试金石都是看它会对美英两方产生怎样的影响。
像摩根银行的其他人一样，他是一个激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认为煽动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会激起穆斯林世界起来反对大英帝国。
J.P.摩根公司仍然是一个由特权白人组成的单色调的银行，其大部分成员来自东北部八所名牌大学，即所谓常青藤联合会大学及名门望族。
莱芬韦尔十分倡导少数民族的权利，但是对那些过于咄咄逼人地强调他们权利的少数民族却不大耐烦。
1946年，他的好友莫利斯·厄恩斯特，一个积极从事公民自由权事业的犹太律师，责备摩根没有犹太人董事。
莱芬韦尔带着恼怒申辩说：“为什么就不能只讲公民和美国人，不去扯有关犹太人的权利这一套呢？……只要有些犹太人认为自己是身处别人国家里，在种族和宗教方面是少数民族并鼓吹他们的权利，他们就会令人感到讨厌。”
（14）在表达了这种粗暴的看法后，莱芬韦尔最终热情地赞扬了厄恩斯特本人的卓越才华。
厄恩斯特则极力劝说杜鲁门把莱芬韦尔当作顾问，征求他的意见，并向总统保证说，莱芬韦尔决不是像汤姆·拉蒙特那样爱出风头的人。
（15）
在以后的年代里，莱芬韦尔的心情暴躁可能是由许多政治上的失意造成的。
作为华尔街众所周知的摩根内部的开明人士，他较少空想，是个更严格和求实的人。
他喜欢短兵相接的辩论。
他认为国际联盟是个可悲的错误，是为了从德国和奥地利割取领土而设的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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