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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育首先是通过阿波罗和诗神们来进行的”
[223]。
柏拉图对那种没有经过阿波罗精神中和的，“甘言蜜语”
地败坏道德的艺术深恶痛绝，竟至于主张将这样的艺术家驱逐出“理想国”
，正是为了通过牺牲这些较低级的美而保全较高级的美——社会的秩序和正义。
柏拉图把诗人赶出理想国的另一个理由便是诗的模仿性。
通常认为，在“模仿对象”
的意义上，造型艺术应当比诗和音乐更具模仿性。
但希腊人却不一定这样看。
毕达哥拉斯派特别看重音乐对“数”
的模仿，德谟克里特认为音乐从模仿自然界声音而来，苏格拉底关于诗的灵感说中也包含着模仿神意的因素。
柏拉图则将这一新的含义大大发挥了。
他认为，绘画还不过是“摹本的摹本”
，顶多是些没有用处的虚幻的影子而已，诗人则最善于模仿人性中“无理性”
的部分，即“容易激动的情感和容易变动的性格”
，因此诗人比画家更能“培养发展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
[224]，败坏好人的品德，这就更加罪大恶极了。
不过，柏拉图要将诗人赶出理想国，根本说来既不是由于诗人的灵感，也不是由于模仿，而是由于这种灵感和模仿停留于美的低级阶段。
实际上，他是把艺术分为了模仿自然（包括人的“无理性”
部分）和通过模仿自然来模仿理念这样两个层次，艺术家的自觉只达于第一个层次，而第二个层次却是神通过灵感促使他不自觉地去追求的。
所以简单模仿的艺术只能使人得到感性的愉悦，是反道德的，而模仿神的艺术即灵感的艺术则几乎和哲学等价，受到柏拉图高度的赞扬（如在《法律篇》中）。
当然，艺术家的灵感因为是不自觉的，而不能与哲学家的理智相比。
艺术家终归是工匠，是“第六等人”
，哲学家才是“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
，是“第一等人”
，他通过对理性知识的追求和积累最终可以达到直接观照美的理念本身，这种观照只不过是对他投生为人以前居住的理念世界的“回忆”
而已。
总之，柏拉图对艺术的批评也好，赞扬也好，最终都是指向毕达哥拉斯创立的美真同一原则。
不过，尼采认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后理性排斥了酒神精神，这是不确切的。
毋宁说，他们将阿波罗精神和狄俄尼索斯精神都从本能上升到了自觉，从感性上升到了理性，从梦与醉的状态上升到了形而上学状态。
这最终导致了极端的理性主义和唯智主义，同时又保留和发展了极端的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
这些都对后来的西方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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