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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583]，艺术实践和文艺理论都向着更为纯粹的形式发展之时，当玄风渐退，佛教炽盛，玄学化之佛学以其“般若”
之妙境、因明之逻辑重新煽起中国知识阶层的探求热情之后，“艺术的哲学”
也就一朝分娩了。
这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也许是中国古代美学中唯一一部称得上是“艺术哲学”
的鸿篇巨制。
作为“文学自觉时代”
的最大理论成果和代表著作，它与封建前期以《礼记·乐记》为代表的艺术社会学和后期的艺术心理学之最大区别，在于有一种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罕见的本体论宏观态度和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而作为其核心的则是“自然之道”
。
它以道家的自然法则为理论外壳，以儒家的伦理情感和社会功利为思想内核，以玄学本体论为哲学基础，以佛教因明学为逻辑方法，集先秦两汉魏晋齐梁美学思想之大成，总诗歌辞赋书文史论创作经验之精华，形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艺术世界观，而“勒为成书之初祖”
[584]。
这个艺术世界观认为，“道”
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本体，包括文学艺术和一切审美形式在内的“文”
归根结底是“道”
的产物，是“道”
的外在形式和表现，因而具有一种与天地并生、与万物共存的普遍性。
在《原道》篇，刘勰以优美的语言描述了“文”
作为“道”
所派生的审美形式的普遍性：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
唯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在这段著名的论述中，刘勰反复强调的是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宇宙间一切事物，大至山川日月，小至草木泉流，中至人类社会，都无不具有自己的审美形式——“文”
“文章”
或“文采”
。
这种审美形式，乃是“道”
所赋予的客观属性，因此它们的产生与形成，纯属自然。
就连作为人工制作产物的文学也不例外，它归根结底仍是“道”
的产物。
进一步说，文学这种创造审美形式的功能，根本就是“道”
赋予人的，这就叫“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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