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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这之后，这个话剧又改编为同名四集电视剧。
在改编电视剧过程中，觉伯伯又亲自组织力量在市文联认真地讨论、研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他还亲笔致信陈荒煤，并请张颖审看剧本，使作者获得了重要的帮助和支持。
电视剧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黄祖模担任导演。
该剧拍摄成功后，1987年3月4日在重庆电视台首播；198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由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1987年3月15日，曾在南方局工作时担任周恩来文艺秘书、时任中国剧协党组书记张颖同志在《重庆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高度评价该剧。
她在文中写道，该剧“通过处理李少石事件，相当完整地塑造了周恩来的感人形象。
以往在一些话剧或电影中也曾有不少是描写周恩来的，但我感到在《陪都新闻》中的周恩来显得比较亲切、生动、丰富，突破了写领袖人物的许多思想束缚，写了生活中平凡又不平凡的伟大人物，而不是制造出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的形象，所以是真实而感人的”
。
当时的文化部音像出版社向国内外出版发行了录像带。
出版社的领导告诉我们，该片在台湾发行也受到欢迎，在台湾政界有关人士之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从那以后，我离开了《红岩少年报》，正式调入重庆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任专业编剧。
30多年来，我一直在戏剧创作、影视创作、戏剧活动、文艺评论等方面努力工作、发挥作用、贡献力量，成长为国家一级编剧、曾任市剧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回首往事，细想来路，我不胜感叹：若不是当初觉伯伯嘱我不要弃离戏剧创作、引导我坚持写戏，我市也可能会多了一个普通的编辑，而少了一个可做贡献的戏剧家。
由此可见王觉先生发现人才、保护作者，支持作品创新，坚定推动重庆文艺创朝着正确发展方向的坚定意志和良苦用心！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市文艺界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产生出《陪都新闻》这样一部能够冲破旧思想观念，具有艺术创新意义的，能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文艺作品，现在回忆琢磨起来，感觉十分不易。
直到这次参加《渥丹心语》的编辑工作，经历了与王觉先生全面的心灵对话，我才感觉出觉伯伯与重庆文艺的深刻渊源，才从中领悟到重庆文艺大厦的熠熠光辉实在与觉伯伯对重庆文艺的终生奉献分不开！
王觉先生1938年6月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他才17岁，属红军时期的革命干部。
至重庆解放前十年左右时间，他就在重庆从事进步文艺活动。
他的公开身份是全国文协工作人员。
在党内，他负责配合党派来重庆的文艺干部何其芳开展工作。
他协助何其芳编辑《抗战文艺》《七月》《希望》《萌芽联合特刊》等刊物，积极地在重庆文艺界发挥作用。
1944年，他卖掉祖父遗留的田地，出资在重庆临江门一小巷内创办了新地出版社，出版了沙汀的小说《还乡记》。
他以“渥丹”
的笔名发表了《〈财主底儿女们〉第一部读后感》《文艺节断想》《读〈丰饶的原野〉》《谈〈马凡陀的山歌〉》等大量文艺评论文章，以一个青年文艺评论家的姿态抒发自己深刻的文艺见解。
他在《谈〈马凡陀的山歌〉》一文中写道：“我们要学习旧有的民间形式、更重要的却是为了创造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新形式，而这种形式又是决定于新的内容的”
；他在纪念鲁迅的文章《承继伟大的文学遗产——写在鲁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中写道：“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1947年面临内战爆发的情境，他在《文艺节断想》中鲜明地指出：“文艺为人民服务。
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道路，也正是这条壮阔的、艰辛的道路”
“人民的奋斗道路，绝不像是一句极简单的口号，但这正是中国文艺工作者由长期困苦摸索而得到底明确的目标”
。
他还写道：“作者的主观思想、情感必须与客观现实统一起来，这样才会创造出真实的、伟大的作品。
用旁观的、冷淡的态度去观察现实，对现实是不会得到最正确、最完全的认识的。”
从王觉先生这些精辟的文艺论断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当初那个时代，他就已经具备了成熟的革命文艺思想素质，在文艺评论水平上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为他在重庆解放后成为重庆文艺界的掌门人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和艺术修养基础。
重庆解放后，王觉先生从参加军管会接管重庆文教界工作开始直至离世，长期担任重庆文艺界主要领导人，在重庆文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功不可没，历历可数。
20世纪50年代初，王觉先生担任市委宣传部首任文艺处长，配合文管会主任任白戈的领导，在文艺界努力推动重庆文艺创作。
在那个时期，催生我市创作出了第一部反映新中国建设的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受到中央领导的赞扬。
周恩来称赞“这是一出方向正确，歌颂中国工人阶级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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