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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工业革命时总共人口不足一亿，又先后向外输出移民六千多万，说英语的人口的三分之一去了美洲、澳洲和非洲。
有点污染和破坏算什么？有一些社会理论家最近提出，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转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应该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向“以社会协调发展为中心”
的再次转移。
所谓“协调”
，是指兼顾经济与生态，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等等。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王尧：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既提供了教训也提供了经验，很多理论是从他们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韩少功：一战以后，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向左转，实际上是转变为民主的自由主义，开始重视社会保护和社会福利，缓解劳资矛盾，遏制贫富分化。
但到三十年代遇上一劫，市场不灵了，欧洲各国大萧条，失业率猛升到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各国封关设卡切断自由贸易，专制寡头一个个登台，民主制度大面积崩溃。
怎么办？人们开出很多药方，法西斯主义就是一味药，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用上了，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计划经济也是一味药，当时这个词在英国议会使用频率最高，只是这味药后来被美国用得最好，叫罗斯福新政，采用非市场化的手段，金融管制、以工代赈、国家举债投资等等，让美国走出了困境。
所以西方的资本主义里有社会主义。
我在法国一家中餐馆吃饭。
老板是台湾人，说法国的高福利养懒了人，工人阶级最难缠，除了罢工就是放假，财政负担不起，于是一再加税，搞得生意人扛不住，他的餐馆也很难赚到钱。
他抱怨说，法国太社会主义了，哪比得上中国的资本主义？他的话在中国人听来一定很怪异，也难以接受。
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来的互相吸收与互相促进，却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王尧：这些事实的比较改变了你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开始把现代化的想像落实到中国本土上来。
比起西方的知识分子，我们面临着双重的遗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实现现代化和反思现代性的双重挤压中，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候开始成熟了。
韩少功：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成就有点出人意料，九十年代很多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也有点出人意料。
中国这辆车，好像是跑在一条基础不牢、设备不全的高速公路上，需要有特别高超的驾驶技术，即成功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折腾，我们有了你说的双重的遗产，也面临着克服左、右两种教条主义的任务。
可惜的是，我们的教条主义积重难返。
有时候明明路面上冒出了险情，方向盘、变速器、制动闸，吱吱嘎嘎就是不到位。
王尧：看来，用文学的方式来考察这些问题已经有很大局限。
这几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著作都很畅销。
韩少功：文学也能做很多事，有些作家就一直在做，而且做得不错。
如果说有些作家失去了八十年代的那种**和敏感，表现出某种庸俗和保守的倾向，主要原因可能是生活过于安逸。
中国文学市场这么大，作家们版税拿得多，是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住上几室几厅了，家里豪华装修了，在这个那个笔会上吃香喝辣，走到哪里都被文学青年们围着签名和合影。
在这样一种安逸的生活环境里，与社会底层的联系可能会日渐疏远。
韩愈说文学是“不平则鸣”
。
有些作家被生活宠得一塌糊涂，好像没有什么可“鸣”
。
男的搓麻将，女的护肤和购物，就算打起精神读几本书，也缺乏内在**的驱动。
至于深入群众和关切社会，好像太老派了吧？谁还愿意去做那种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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