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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查德威克因发现中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柏林大学校园内一个绿荫覆盖的小道上，迈特内教授十分歉意地拍拍王淦昌的肩膀：“很对不起，密斯特王，我没能支持你的建议。
不过，这是个运气问题。”
女科学家朝自己的学生耸耸肩，又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王淦昌对天长长地叹了一声。
他有自己的见地，他认为科学就是科学，与运气是两回事，科学是实实在在的事。
王淦昌和后来了解此事的其他人，都肯定地认为，倘若迈特内听了他的建议，加上迈特内本人具有别人难以相比的实验能力，中子的发现非她的学生王淦昌莫属！
然而犹太血统的大科学家迈特内教授太把王淦昌当做科学娃娃看待了。
几十年后，有人曾问王淦昌是否就此事抱怨过他的导师？王淦昌断然摇头道：“不不，我不仅不会有丝毫的抱怨，反而终身感恩迈特内女士，是她的卓越智慧和研究精神为我日后能在物理科学上有所建树作出了榜样。
至于说到中子的发现这件事，这不全怪迈特内教授。
假如当初我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也可能获得迈特内的有力支持，并最终可能获得成功嘛！
所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把这次自己犯的错误当教训牢牢记在心头。”
王淦昌在柏林大学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至今仍被中国物理学界认为是极其可惜的事件，但王淦昌跟随迈特内教授在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实验室过的难忘岁月，使他领略和接受了许多国际物理科学的前沿知识与技术。
1933年底，王淦昌在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之后，走访了欧洲几个著名实验室，有幸见到了卢瑟神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他所敬仰的物理学大师，大开眼界，为日后从事独立的科学实验工作拓展了思路。
1934年4月，他带着“柏林大学哲学博士”
学位回到了祖国，然而此时的中国正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
经恩师叶企孙介绍，王淦昌先是在山东大学任教。
由于当时山东是处于日本侵略者眼皮底下的一块“东亚肥肉”
，局势动**，根本无法很好地在那里进行教学与实验。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盛邀他去浙江大学当物理教授。
浙江大学离王淦昌的老家近，且又是一所名校，当时已在政界、教育界和学术界久负盛名的陈独秀、邵飘萍、陈布雷等都是浙大毕业生。
浙江大学的朴实和浓厚的学术风气，是王淦昌所渴求的。
于是，1936年暑假，王淦昌来到了浙江大学物理系，那年王淦昌不到而立之年，是浙大最年轻的教授。
由于他长相细嫩且说话时易脸红，所以浙大的师生们都亲昵地称他是“娃娃教授”
。
关于中子和中微子这些物理学专用名词，过去我们普通人对它太陌生，但自从有了原子弹等核武器后，我们才多多少少知道了一点有关它们的肤浅知识，那就是中子和中微子都是原子核的基本粒子，谁“捕获”
了这些只有瞬间生命但却威力无比的小东西，谁就可以主宰世界。
因而探求中子和中微子存在，几乎是全世界物理学家在20世纪上中叶竞争最激烈和最热门的课题，因为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科学本身，而且关系到全球政治、经济与军事格局。
科学家没有那些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野心与功利，他们只有一颗探求自然界奥秘的赤诚之心。
王淦昌毫不例外。
当他在柏林大学的迈特内手下痛失获得中子的发现权后，又重新投入了另一个基本粒子——中微子的实验与探索。
正如杨振宁博士指出的那样，自从1930年12月著名物理学家泡利先生为解释衰变能谱的连续性提出中微子假说后，第二年6月又预言β射线连续谱应有明晰上限后，泡利在纽约的一家中国餐馆里对他的朋友拉比聊天时这样说：“我以为，原子核的发现，仅仅是我们对自然界基本粒子的刚刚开始，在那个原子的家庭里，除质子和电子外还有更英俊的‘小子’存在，我认为它比先出世的所有原子家族里的小子们都了不起！”
半年之后，正在柏林大学读书的王淦昌用CM计数器精确地测定出RAE的β谱上限，有力地支持了泡利的“狂想”
。
1934年，大物理学家费米以泡利和王淦昌对中微子假说为基础，建立了著名的β衰变理论，费米的论文寄至英国《自然》周刊，结果被一句“它具有太多的空想，远离了读者所感兴趣的实在”
的评语而“枪毙”
，幸亏费米后来把论文寄到德国另一家杂志得以刊出，才使一项震惊世界的科学理论正式被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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