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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泡利和费米对中微子的假说肯定之后，一时间，全世界的科学家几乎都盯着中微子这个未出世的“金色小子”
，并拼命想抢占最先的发现权。
居里夫妇、维克、贝特、派尔斯、阿尔圭雷兹等都先后上阵一试，但都没能抱住中微子这个“金色小子”
，其原因都是因为没有掌握俘获的正确办法。
大科学家感到非常困惑和失望，但又束手无策。
这时的王淦昌感到该是自己出击的时候了。
他认为“不能用中微子的电离效应来探测它的存在。
测量放射性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是能够获得中微子存在出证据的唯一希望”
。
因此他建议用K电子俘获的办法探测中微子的存在，指出“当一个β+类的放射元素，不放射一个正电子，而是俘获一个K层电子时，反应后的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仅仅依赖于所放射的中微子……只要测量反应后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就容易找到放射出的中微子的质量和能量”
，“由于没有连续的β射线被射出来，这种反冲效应对所有的元素都是相同的”
。
用K电子俘获“金色小子”
中微子！
王淦昌以其天才物理学家独特而敏锐的见解，开启了20世纪一项伟大发现的大门。
当王淦昌的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于1942年1月在美国《物理学评论》上发表后，立即引起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阿伦的注意，他随即按照王淦昌的建议进行实验，并一举获得成功。
这就是有名的“王淦昌—阿伦实验”
。
10年后，阿伦与另一位物理学家戴维斯一起正式确定了俘获中微子的完整实验。
又过了近4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95年将当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颁发给了当年进行成功实验的美国科学家。
王淦昌对此没有半点遗憾，相反他得悉消息后很为美国同行感到高兴。
他说：“物理学的成就还是应由实验证实的，荣誉也应该给予那些最后做出结果的科学家。”
可见王淦昌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的宽阔胸怀。
中微子的发现，使诺贝尔奖又一次与王淦昌擦肩而过。
对此，他有如下见解：“由此看来，诺贝尔奖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获得此奖项。
一是要选准课题，确有重大理论或实用价值；二是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夫。”
王淦昌生前留下的这段话，值得中国科学家们认真地品味和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以苏联红军出兵和美国人在广岛扔下两颗原子弹而告终。
就在日本举起白旗投降时，王淦昌应浙江大学学生的要求，作了一次题为《关于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同学们的浓厚兴趣。
后来成为中国核武器试制中坚的程开甲等一批当年的浙江大学学生，大多是受了导师王淦昌的这堂课的影响而将一生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
然而王淦昌本人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竟然要亲自动手研制中国的原子弹。
在浙江大学同学为王淦昌庆贺40岁生日不久，中国的这位风华正茂的物理学家和著名学者受浙江大学所派，前往大洋彼岸的加州大学作访问。
一年之后，正在国内的吴有训先生兴奋地告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出了一本百年科学大事记，中国能列入其中的人只有王淦昌和另一位物理学家彭桓武（也是后来中国的原子弹主要研制者）。
“中国的希望，淦昌也。”
竺可桢抖着小胡子，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起来。
此时的王淦昌无可非议地成了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
1950年，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邀王淦昌赴京主持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组建工作，并全面启动新中国的核物理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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