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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急于颠覆和打垮世界上得之于篡夺的权势，这是本末倒置的。
使人明智，在这样做的同时，就能使他们自由。
公民自由是这样做的结果；没有哪个得之于篡夺的权势能够抵抗得了见解的利炮。
之后，万事都将循序地在相应的时刻获得成功。
人们如此热衷于打击又如此缺乏理性思维的恒心，是多么的不幸啊！
如果上个世纪传播开的自由说的提倡者没有不知不觉地给抵抗问题带来混乱，大概这个问题也不会容许有如此长时间的争论。
抵抗可以用来抵御施加在整个民族身上的伤害，也可以直接适用于个人。
之前的推理主要适用于第一类。
对于整个民族的伤害在极大程度上具有长期的性质，因此在对策上容许最大限度的冷静思考。
个人可能会被暴政某种特定的行为所伤害或打垮，但一个民族不会；对于整个民族的主要危害在于单一行为中所包含的对将要被继续行使的不公正的预兆。
抵抗，从这个词应用在政治研究方面的意义本身来看，表示对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威将要采取的一种行为；但显然长期的不平似乎会导致一种逐渐的，温和的对策。
一个同抵抗相混淆而误导了某些研究家的考虑是关于通常被称之为自卫的行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每个人都必须竭尽全力抵御任何针对自己或他人的强烈攻击的义务。
从问题的提法来看，这是一种不容延迟的境况；对策的益处完全取决于施用的时间。
这种情形下的原则是容易推断出来的。
暴力只是权宜之计，其使用是会受到强烈的谴责。
它与智力的性质是相反的，智力除了靠信服和说服之外是无法提升的。
暴力让使用它的人和遭受到它的危害的人堕落。
但似乎有某些紧急情况迫使我们不得不采用这个有害的权宜之计：换句话说，在有些情况下，不用暴力去猛烈抵制某个人的恶行所产生的危害将大于使用暴力必然会造成的危害。
因此看来在一切能使暴力行为说得过去的情况下，抵抗是正当的，这种说得过去的根据在于：采用暴力干预所产生的好处要大于避免暴力所产生的好处。
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例如有人要谋杀一个有用的有价值的社会成员，除了立即抵抗外，用其它任何办法来阻止这件事情发生的几率简直是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甘冒让这种危害性很大的灾难发生的危险，就无法为自己辩护了。
但是当个人遭到集体权力压迫时，这个理由是否能证明我们的抵抗是正当的呢？让我们假定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一些最优秀的公民被惊慌嫉妒的暴政选作报仇的对象。
任何人，就算是重罪犯或杀人犯，如果悄悄地逃避了法律的制裁，我们也没有道理怀疑他应该受到称赞；更不用说刚刚提到的那些最优秀的公民了。
但那些还未被捕的且怀有好意的公民是不是应该站起来支持他们那些深受迫害的同胞们呢？任何愿意采取这种行动而又担忧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否正确的人，必须用上述两个理由之一来加以衡量，那就是：要么他奋起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公共制度的完善，要么是是按照受迫害人的价值来估计。
对第一个理由已经做了充分的讨论；所以我们将假定他会一直坚持这种目的。
这里，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整体将取决于从所使用的抵抗中产生的相对利害。
自卫这个词通常所表示的抵抗与在发展中必然会同国家政权相冲突的抵抗之间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
前者是个一时的问题；如果你在行动的那一瞬间成功了，你可以期待当权者的嘉许而非责难。
然而对于后者而言，只有靠推翻政府本身才能实现目的。
即使我们所假定的那些人的生命可贵得无以复加，其可贵之处也必然会为以后发生的更严重的问题所吞没。
所以那些问题才是真正值得注意的；如果我们不知不觉地实施了一种行为，并直接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我们就应该受到谴责。
个人的价值不应该被遗忘；我们应该用关切的心情珍惜有些人的安全；但是很难想象出一种情况，为了他们，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数百万人的命运将处于危险之中。
[1]参见第一篇第六章，第二篇第三章。
[2]参见第二篇第五、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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