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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很容易说明他们声称自己所期望的不比他们所恨的好多少。
他们所恨的不是人类品质的普遍堕落；他们所期望的也不是人类品质的提升。
当我们谈及处于幼稚的无知状态下的人时，认为一个民族的多数人是站在政治革新的一边，这是对人类智力的侮辱。
这样的人被鼓动起来暗中破坏现存的制度，并粗暴地把政治改革的工作占为己有，那么任何国家也不会遭受到比这更大的不幸。
这里列举的每一种假象都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对策，那就是时间。
怀疑改革家是否在一个国家的居民中真正占多数吗？怀疑多数人是否真正理解他们自己声称期望实现的目标，因此怀疑他们是否已成熟到可以接受它，并有能力维护它吗？只需稍等片刻，或许这些疑团就会以那些最热衷于人类幸福和进步的人所期望的方式得到解决。
如果独立和平等的体制就是真理，那可以预计随时都会有信徒加入到它的行列中来。
对这种体制的讨论越多，对它的理解就越深，它的价值也越能被人感知并加以珍惜。
如果多数人的状态是可疑的，很少几年，或许更短的时间，就会使它成为无可争论的问题。
现在正面对着浩瀚宇宙为自己抗辩的伟大的人道主义事业只有两类敌人；那些怀旧的人，和那些喜欢创新的人，喜欢创新的人对悬而不决的情形不能容忍，倾向于粗暴地打断深思熟虑的人力图在这个世界上实现的那种平稳、不断、迅速而繁荣的进步。
如果那些最热衷于这些重大问题的人可以把他们的努力都投放到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来传播研究的精神，并把握住每个机会来增加和普及政治知识，那么人类定会幸福。
第三种情况，可以设想在一个政治改革已经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的国家里存在，那就是，在这个国家里，既不是整个民族也不是其大多数渴望这种改革，毫无疑问革新者只是少数。
既然这样，那么企图用暴力来推行我们可能偶然同意的社会制度，就最没有辩护余地了。
首先，如果一些人不能理解一份利益的优势，那么他们就还未成熟到可以分享这份利益。
如果一个民族还未沉浸在对自由的热爱之中，那么他们就无法享受自由。
试图煽动人类过早地进入一种他们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局面中去，无论这种局面从抽象意义上讲有多好，必然会导致最可怕的悲剧发生。
其次，企图用暴力把我们的情感强加于人是一种最可憎的迫害。
其他人和我们一样有资格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在所有的权力当中，最为神圣的是，每个人在支配自己行动和斟酌行事上，都有确定的范围，不易受到旁人放纵的热情或专横的性情的影响。
[2]强迫人们采用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是无法容忍的暴政。
这将导致无限的混乱和不公正。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如果这种做法被广泛采用，人类的命运就不再是一个争论辩解的问题，而是一个恃强、跋扈或玩弄权术的问题。
在之前所述命题“一个民族有权力摆脱任何通过篡夺而凌驾其之上的权威”
中用到的民族一词还有另一层更深的含混意义。
民族这个词具有任意性。
哪个被称为一个民族更为适当呢？是俄罗斯帝国还是伯尔尼州呢？还是偶然被赋予这个名称的万物都是民族呢？这样说似乎最为准确：能够为自己建立和维持一种同自己的见解一致的互相制约的制度，又不把与其他人见解不一致的制约制度强加到其他人身上的这许多人，都有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都有义务采取措施摆脱篡夺地权威。
任何人，或一群人，把自己的感觉强加到和自己拥有不同见解的人身上，绝对地说来都是错误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让人深表遗憾；但为了主要的利益，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必定会导致弊害的发生。
作为其基本特征之一，所有的政权都包含了这种弊害。
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境况，在此需要引起注意。
浅薄的思想家十分注重人的外部处境，却很少关注他们的内心情感。
坚持不懈的研究可能会导致与此相反的思维模式。
如果我们设想人们处于一种外部自由的状态下，而不必有宽宏大量，精力充沛，坚定不移这些使自由状态有价值的差不多全部要素，自由就成了一种毫无价值的境况了。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具有了这些品质，他想要的就很少了。
他不能堕落；他不容易变得无用或不开心。
他对专制的无能一笑置之；他用平静的快乐和持久的善行来充实自己的生活。
公民自由主要是被当成一种用以获得这种心境并使之永恒的方法来受人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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