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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论气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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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我们公正而又全面地看待人的社会适应性，还必须说明另外两点。
有某些物质的原因通常被认为是人类政治改革的不可克服的障碍：气候——被想象为在某些情况下使人不可能在政治改革上采用自由的原则；奢侈——它甚至在自由原则曾经一度最盛行的国家里，也能阻碍这些原则的复活。
在论述人类自觉行为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有对这两种反对意见的答复。
既然经过恰当地论证已经推论出：真理是万能的，那么不论气候还是奢侈就都是可以克服的障碍。
但是，人们曾经特别强调过这些问题，而诗人和类似诗人的人也曾经雄辩地谈论过这些问题，所以在此似乎有必要对它们单独做个考察。
有些人说：“在某些温和的气候下建立一种政治自由的制度乃是不可能的。”
为了判断这种断言是否有道理，我们不妨看一看：要在一个国家里实现政治自由，必须经过什么程序。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中找到，那个问题就是：自由是否比奴役更具有真实的优点呢？如果有，那么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方式就应该也适用于介绍其他好处。
如果我要劝说一个人接受一笔巨额财产，而又假定拥有这笔财产是一项真正有利的事情；如果我要劝导他选择一位美丽而又有才华的女人做配偶，或者介绍一个聪明、勇敢而又公正无私的男人做朋友；如果我要说服他选择趋乐避苦的生活方式，选择满足，而不自找折磨，那么我所要作的不就是让他通过智力，看到这些东西的真正面目吗？我有必要先问他出生地的气候是否适合拥有巨富、娇妻和益友吗？
自由胜过奴役，其优点不言而喻，但不幸的是我们很难在一般社会的福利中看到它的身影，但是它的优越性和上述例子中所提及的益处却是同样真实的。
对此，每个人的认识似乎都很模糊，所以他们得到的教导是：人类如果没有僧侣来引导其精神，没有贵族来考虑其安宁，没有国王将其解救出政治的惊涛骇浪，那么他们一定会自相残杀。
但是，不管他们是否被此偏见或彼偏见引入迷途，也不管诱使他们束手就缚和甘受鞭笞威胁的是哪些假想的恐怖，这一切都是理智的问题。
真理可能以不可抗拒的证据，以他们所能理解的程度，来到他们面前，以最后克服最固执的先入之见。
让报纸进入波斯或者印度斯坦，让欧洲最优秀的哲人所发现的政治真理灌输到他们的语言中去，就不可能培养不出一定数量的拥护真理的人。
传播是真理的一种特性；除非对它采取强有力的抵抗行动。
拥护真理的人数将年年增加。
阻碍真理发展的原因并不产生于气候，而产生于暴君们对它的戒备和偏狭的忌恨。
——这里所说的，事实上不过是早已被公认的原理的一个支脉而已，“统治靠控制观念而实现[1]。”
那么，让我们假定：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不论多么迟缓，但终于相信自由是可取的，或者换句话说，是切实可行的。
这个假定也就等于下面的一种设想：一万名理智健全的人关在疯人院里，由三、四名看守监视着。
直到此时，别人使他们相信（因为对于人类智力来讲，什么荒谬程度也不是不可能达到的）：他们丧失了理性，为了保护起见，他们受到的监视是必要的。
他们因此忍受着皮鞭、稻草、面包和清水，甚至还想象这种暴政是一种恩赐。
但是，终有一天，怀疑以某种方式在他们中间散布开来：以前所忍受的一切难道不是欺骗吗？怀疑越来越广泛，他们深思，他们推理，他们通过监房的缝隙，在看守偶尔疏忽的眼皮下，把这种想法展转传开。
于是这种想法成了一种明确的共识，成了大多数囚徒肯定的信念。
这种见解的结果是什么呢？气候的影响能够阻止他们采取谋求幸福的手段吗？当这类真理被有力地和反复地介绍给任何人的时候，他的智力还会认识不到吗？还会有人感觉不到这样可怕的暴虐是无法忍受的吗？事实上，当见解发挥出其神奇力量的时候，枷锁就会自行脱落。
当任何社会中大多数人坚决要为自己争取某项福利的时候，并不需要用骚乱或者暴力来加以实现。
这时要做的是反抗，而不是顺从理智。
看守把囚犯召集在大厅里，告诉他们已经到了回监房的时候。
他们失去了服从的意志，他们注视到他们以前的主人们已经无能为力，嘲笑着他们的专横。
囚犯们安静地离开以前幽禁他们的房子，并像其他人一样分享阳光和空气的恩泽。
在自由问题上，我们的推论是：相对而言，气候没有多大效力，政治和社会条件则起着巨大影响；研究一下一般经验能在多大程度上证实这些推论，也许是有益的。
下面的例子，大部分是从休谟关于这个问题的卓越的著作中节录下来的[2]。
1.如果这里提示的理论是真实的，我们就可以期待看到：在不同国家间相邻的省份中，居民由于政府的影响而有很大差别，却不因为气候的相似而有什么相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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