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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加斯科尼人是法国最爱热闹的；而一经越过比利牛斯山，我们就看到了西班牙人不严肃而阴沉的性格。
正因为如此，雅典人是活泼、聪明、灵巧的；而忒拜人是粗野、迟钝、沉闷的。
2.我们有理由期待这样的情景：不同种族的人杂居在一起，但由于所受的统治不同而呈现出一种对比强烈而鲜明的结果。
正因如此，土耳其人是勇敢、坦率、真诚的；而现代的希腊人则是卑鄙、怯懦、虚伪的。
3.内部之间联系很紧密而对居住地的人民很少有感情的流浪部族，在作风上往往会有很大的共同之处。
他们的处境使他们显得很突出，而个人的缺点会玷污全体名誉，所以他们的作风一般是严肃可敬的，当然他们有时也不得不在特别遭人白眼的情况下苦干，以至无论怎样顾全名誉也没有用处。
正因为如此，东方的亚美尼亚人在同他们居住在一起的各民族中间就好像犹太人在欧洲一样一般都能被辨别出来，但亚美尼亚人以廉洁著称，而犹太人则以勒索而出名。
4.古代希腊人和现代希腊人之间、古代罗马人和现在的意大利居民之间、高卢人和法国人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呢？DiodorusSiculus把高卢人描写得特别沉默寡言，而亚里士多德则肯定他们是唯一不注重女色的好战民族。
如果情况相反，若形成民族性格有主要影响是气候，我们就可能看到温暖和寒冷在人身上产生的特殊影响，正如它对植物和下等动物的影响一样。
但是，事实看来与此恰恰相反。
你能想象出只有靠近太阳居住的人是快活、灵巧和富于幻想的吗？一方面法国人、希腊人和波斯人以他们的快活而闻名，另一方面西班牙人、土耳其人和中国人举止严肃的名气也并不相形见绌。
古代人认为：北方民族是不能达到文明程度和进步的；但是现代人已经发现英国人在文学方面的卓越才能并不亚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
不是有人说过，北方民族特别骁勇善战，但征服通常都是由北向南的吗？更真实一些的说法通常是贫穷之邦常去征服富有之国。
土耳其人从鞑靼的沙漠地区攻入罗马帝国的富庶省份，对来自同样荒凉的阿拉伯沙漠抱着同样目的的萨拉逊人则不得不妥协。
极端酷热和严寒也许可以决定民族的性格，例如酷热之于黑人、严寒之于拉普兰人，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把前者的性格归因于自然丰饶中产生的懒惰，而把后者的性格归因于气候不利于收成所造成的困难；除此之外，我们尚没有发现其他什么原因。
物质方面的原因只是在精神上的原因彰显威力之前显得有力罢了。
不是有人曾认为食肉的民族最勇敢吗？但是，尽管瑞典人的营养最为不充分，他们却可以在战场上同最卓越的现代民族并驾齐驱。
通常都说：北方民族最好酒，南方民族最好色。
即使完全承认这种看法，也不过证明气候有可能在我们较粗糙的躯体上发生些作用，而不会对精神活动所依据的更为微妙的器官产生影响。
而且，上述关于北方人的说法是否真实乃十分值得怀疑，比方说：显然希腊人就曾经相当酷爱饮酒；对波斯人而言，最为人钦佩性格乃是善饮者的豪放之情；此外，你若用酒作为交换的筹码，便能轻而易举地从黑人手里得到任何东西，甚至于他们的妻子儿女也不例外。
关于女色的说法，其原委可以从精神方面得到说明。
炎热的气候使男女两性平日里都不能不半**体；热带地区的人性成熟也比较早。
这两种情况都使人敏感并存有戒心，但也不可避免地刺激了人们的情欲。
这些推理的结果对于研究政治原则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作家虽然承认——有时甚至热情地谈论——自由的好处和人类平等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权利，但却得出结论说：“专制政治的腐败和贵族政治的豪夺在某些时代和某些地区是合适的；只要有适当的限制，它们还应该得到我们的赞同。”
但是，这种假定是经不起任何认真考察的。
首先，没有哪种情况使人类不能运用其理智。
其次，没有哪个时代需要把人类约束在未成年的状态；如果有的话，人们的监督者和保护人——就像对待婴儿那样——应该合乎情理地直接供给他们所需的生活资料，而不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能力再去获取。
无论何时，既然人类能够正视自己的首要义务，能够在饥饿和严寒的侵袭下保卫自己，那么对于其他一切安全和福利而言，我们就不能认为他们不能拥有同样的控制力。
在任何国家里，自由的真正敌人不是人民，而是那些想在不自由的制度中寻求利益的较高阶级。
我们的任务是：对社会上那些受过进步教育和能够思考的人灌输关于社会的公正观点；向人民提供引导和教师。
然而，我们只能循序渐进地完成这些工作，到最后才能看到全部效果。
错误并不在于暂时容忍最坏的政权形式，而在于假定变革是不实际的，并且不肯不倦地努力促其实现。
[1]参见《休谟论文集》第一卷第四篇。
[2]参见《休谟论文集》第一卷第二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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