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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放松对思想的控制；它们被以一种不同的情绪所看待；它们逐渐地、几乎不知不觉地、湮没无闻，为世人所忘却。
在没有暴乱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所得到的利益都几乎恰好是为了公众利益所最应该取得的利益。
同时，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我们尽力回应的那种反对意见显然是没有价值的。
那些反对者抱怨道：“单是相信理性的那种理论的目的在于要剥夺目前这一代人政治改进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
可是，我们刚才已经证明，它为他们取得了巨大的实际利益；同时，在另一方面，听到鼓吹使用武力的人承认一次大革命包含着一代人的牺牲，这是最为平常的事情。
革命的领导者为了他们的子孙后裔可以安享革命的果实，遭受了根本性的改革所带来的灾难。
第三，认为单是相信理性的那种理论的目的是在于把根本改革放在遥远的未来，这也是一个错误。
在一切科学和进步发展的最初阶段，缓慢和不易察觉是它们的本质。
它的开始可以说是出于偶然。
很少有人谈起它；很少有人感觉到它的存在。
它在不知不觉中成长；虽然酝酿的时间很长，但它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突然的，未意料到的。
因此，也许我们应该把发明印刷术看作是为人类解放提供了充分的保证。
但是，这种进步的结果却是人们长期以来不曾料到的；它被留作供具有洞察力的沃尔西在差不多三个世纪以前以天主教教士的名义预言：“我们必须摧毁印刷；否则印刷就会将我们摧毁。”
现在，要想看到政治制度的最大弊害正在迅速地走向终结，并不需要有非凡的睿智。
除了那些大体上好心的但是放纵的幸福拥护者以外，这个可喜的转折点没有更可怕的敌人了。
爱尔维修创作的一本著作，在他去世以后于1771年发表，其中有一段话的口吻同现在那些不满和失望的鼓吹公众自由的人的口吻如此相似，所以应该在这里加以引证。
他说：“在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长河中都有这样的时刻，他们无法确定应该选择哪一边，并且在善与恶之间权衡再三，因而他们感觉到了内心渴望受教导的愿望；在这时，我们可以说已经以某种方式准备好了土壤，真理的露珠可以容易地渗透进去。
在这种时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出版可能会带来最为有利的改革；但是，当那个时刻已不再时，那个民族对最友善的动机也会变得麻木起来，而且，由于政府的性质，它将不可挽救地陷于无知和愚蠢之中。
到那时，智力的土壤就变得坚硬而难以渗透；虽然甘霖可以普降，也可以将地表润湿，但是丰饶多产的希望已经破灭了。
这就是法兰西的境况。
她的人民已经成为整个欧洲轻蔑的对象。
永远不会有任何有利的转折点能使他们回复自由。”
[7]
几乎没有必要补充说明：法国大革命此时正在一连串的事件中做着准备；而这一连串事件可以很明显地被看作是从路易十五推翻议会那时开始的。
这个事件引起了爱尔维修如此悲观的预言。
对我们在这里试图要消除的反对意见的另一种支持可能源自于以下这种看法：不仅“真理的进展是缓慢的”
而且“它并不总是进步的，而是象人世间其他事情一样，要受盛衰消长的变迁的影响”
。
至今，这种看法已在公众事务中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认为：“一个明智的政治家的任务，是在人民倾向于他所希望他们采取的手段时把握机会，而不要等待，以免他们的热情减退，自愿合作的时刻成为过去。”
无庸置疑地，人类事务中会出现盛衰消长的。
在次要的问题上，会有一种风尚使一种真理在某个时间比在另一个时间更受欢迎、更引人注目。
但是，真理的总和似乎过于重要，以致于不容许受到这些变动的影响。
从文艺复兴到现在，它一直靠着一股不可抵挡的动力在前进；文学的各种明显的分歧似乎也终归溶为一种伟大的共同一致。
走过的每一步都不是倒退的。
数学、自然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学和政治学由于正常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现阶段的完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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