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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社会里，生产品（也就是满足其成员需要及提供其成员方便的手段）都有一定的数量。
在任何社会里，至少大多数成员都通过其个人的努力对于创造这些生产品有做出了贡献。
以一定程度上的平均让他们来分享这些产品，岂不是最合意和最公正的吗？把各种奢华和享受的手段都聚积在少数人手里，完全破坏多数人的安乐、朴素而小康的生活，岂不是最为有害的吗？也许可以计算出来，即使在一个君主立宪政体之下，国王作为他的职位的薪俸所得的收入也相当于五万人的劳动[1]。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再来作一番估计，并且演算一下他的大臣、贵族、那些对贵族竞相效尤的富裕平民、他们的亲戚和从属们所分得的收入吧。
在这样的国家里，社会的下层阶级由于贫穷和过度劳累的困难折磨而筋疲力尽也就不足为奇的了。
当我们看到一个大人物的餐桌几乎浪费了一个省的财富，而这个大人物的邻居们则饥肠辘辘，连面包都吃不上，对此我们难道还能感到惊讶吗？
人类的这种状态，难道必须被当作是政治智慧的最高成就吗？在这种状态下，崇高的美德很可能是十分罕见的。
不论是上层阶级还是下层阶级，同样都会因为他们的反常处境而堕落。
但是，暂且抛开上层阶级不谈，智力获取的减退的趋势不是最为明显的吗？聪明人为他自己和同他利益攸关的人所期望的局面，乃是一种劳逸交替的局面，劳而不至竭尽体力，逸而无怠惰之虞。
这样，积极和勤劳的品质就会被人们所珍视，体格保持健康，而思想也会由于勤于思考而不断得到提高。
然而，只有当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分配得公平合理，这才会成为全人类所共有的局面。
把二十个人中的十九个变成牲畜，毁灭如此多的思想、使如此多的美德无从实现，并且根除那么多幸福的可能，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制度更应该遭到反对的呢？但是，也许有人会说：“这个观点同贵族政体这个问题没有关系，处境的不平等是财产制度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诚然，迄今为止许多缺点都是从这种制度曾经存在过的最简单的形式中产生的；但是这些缺点不论达到什么程度，却是因为实行贵族政体而更加恶化了。
贵族政体使财产的流通偏于其自然常轨，如果顺着这条轨道下去，它必定会使社会的各部分都获得成果和快乐，至少也是轮流地，并且在前进过程中经常注意不让财产的积累落到极少数人的手中。
在使永久性的财产不容易获得的同时，贵族政体也大大增加了对于获得这种财产的刺激。
人们通常怀有一种追求显赫荣誉和卓越成就的欲望，但是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并不完全限于财富，而是各种各样诸如某种艺术上的技巧、风度、学识、才能、智慧以及美德。
而对这后几项的信仰者对于其目标的追求，也不见得不如渴望获得财富的人在追求财富时那样殷切。
要使自己成为获取尊荣和崇敬的手段，假如在这方面政治制度没有比财富更大的自然影响，那么财富就极小可能会被错认为是一种普遍的欲望。
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彻底感到遗憾的是这样的错误：有些人生活安逸，便利无缺，他们倾向于欢天喜地大叫大喊：“我们认为事情象现在这样就很好。”
并且，他们会猛烈攻击一切改革计划，说它们是什么“抱有幻想的人的空想，是那些永远不知满足的人们的诡辩。”
是真的很好吗？社会上这样一大部分人被迫处于赤贫状态，他们无知到愚蠢的程度，并且由于罪恶而令人厌恶唾弃，他们永远无衣无食，被驱使去犯罪，最后成为由富人制定来压迫他们的毫无慈悲的法律下的受害者。
如果问一声，这种状况是否可以得到改善，这难道就是煽动暴乱吗？高喊“一切都很好”
，仅仅只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舒适，却不顾别人可能遭到的灾祸、堕落和罪恶，难道还有比这更使我们感到最羞愧的事吗？
毫无疑问，有这样一种错误是有害的，这种错误已经在影响某些改革运动者，并使他们总是放任于采取激烈和仇恨的手段，使他们过分容易地接受骚乱和暴力计划。
但是，如果说我们应该意识到温和与宽宏大量是谋求公共福利的最有效的手段，那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对于现存的灾难熟视无睹，或者停止我们要消灭这些灾难的最热烈的渴望。
当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拥护者的所有其他伪装都被剥夺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求助于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民主政体的本质是有害的。
他们告诉我们：“前两种政体无论其本身多么不完美，但是为了适应人类本性的不完善，它们都已被证明是必要的。”
究竟有多少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使我们有义务屈服于这些复杂的罪行呢？这就要留待于曾经研究过以往各章节中的论点的读者来判断了。
同时让我们接着考查一下那种通常被人描绘成为十分可怕的政体——民主政体。
[1]劳动力的平均价格以每天一个先令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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