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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社会主义、和平与革命，1917—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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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恩
到1914年，战争与和平以及革命早已锻炼了社会主义者的想象力。
1912年11月，当欧洲与巴尔干半岛的战争一触即发之际，社会主义者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在瑞士巴塞尔会面。
他们相聚在一座教堂里，当教堂的大钟发出警鸣，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称这场战争对发动者，那些精英来说，可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从逻辑上讲，也许在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组织中，这样的预测应该是人们乐于见到的，而不能称之为警告。
最为激进的一些代表，如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确实将战争视为革命的契机。
战前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理论强调在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作为经济帝国主义之一，其中国际经济力量之间的冲突将导致持续的战争和最终的革命，方向相同。
列宁将在1916年写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这一著名观点做出表述。
但是，总的来说，欧洲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坚决敌意，以及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与革命的问题区别看待，是非常了不起的。
自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以来，强调了每个参与党的变化和经济政治发展的复杂性在国家环境的演变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国际不可否认地发展为了一种独特而深刻的国际主义文化，它主要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杰出哲学家卡尔·考茨基的影响下形成的。
但是，他们所设想的革命是一种广泛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将塑造无产阶级的大团结。
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巨变抽象化，注入一种积极的民族主义，使“社会主义”
变成文明最先进的方式，并注入了一种乐观的理性主义，视社会主义为“文明”
最先进的表现形式。
随着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维护人道主义价值的社会主义者把“防止战争”
这一问题提升到大于一切的高度上来，战争不仅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产物，也被看作是“文明”
的对立面。
的确，1914年人们有着某种悲观情绪，以至于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参加工会的工人都遵守了第二国际的指示，拒绝发动战争，尤其是因为相互矛盾的不同国籍使拒绝发动战争的形式无法达成一致。
但这才让防止战争发生显得更为重要。
战争与社会主义，1914年8月—1917年2月
然而战争依然爆发了，这给社会主义者带来了双重打击。
战争的爆发显示了第二国际的无能，即使它的爆发是偶然的，第二国际并不是引发战争的原因。
而这也使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看法产生了质疑，因为矛盾并非来自其经济竞争对手，而是由于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民族主义冲突。
1912年，第二国际曾抑制住了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冲突，并为此沾沾自喜。
战争引发了一系列的侵略行动，因此，社会主义者很快就重新找到了可以合理地参与国家防卫的语言来维护他们自身的未来。
他们争论的依据出现在一本有影响力的书上——《新军队》。
这本书是法国社会主义领导人让·饶勒斯写的，是为了调整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和殖民战争利用工人阶级来保卫国家。
他的想法来源于法国的共和传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饶勒斯在法国战争动员的前夕被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刺杀，成了战争狂热气氛下的牺牲品。
但整个欧洲，不仅是社会主义者，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都认为，工人的确有他们各自的国家。
并且，由于一套更明白易懂的左翼理论，他们还支持（甚至参加）战时国家政府。
起初，军事行动和速战速决战略率先爆发，任何政治生活正常的假象都会告一段落。
但是随着战壕逐渐稳定，社会学家和其他人一样面临着影响广泛的工业战争所带来的全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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