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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德论·寿命》）。
作为经学法典，《白虎通德论》的观念具有普遍权威性，王充对于命的观念以《白虎通德论》为来源，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不过，王充只接受寿命（正命）和遭命的观念，而坚决反对随命。
何谓随命？即基于人的现实行为所产生的福祸结果，而王充认为这二者之间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性自有善恶，命自有吉凶。
使吉命之人，虽不行善，未必无福；凶命之人，虽勉操行，未必无祸”
（《论衡·命义篇》）。
换言之，随命问题考虑的是人的行为是否可以改变命运，而这在王充看来是不可能的。
在《幸偶篇》和《逢遇篇》中，王充通过对人生的经验考察，认为决定人生真实境遇的就是命，而命是不可以改变的，它与主体行为之善恶本身无必然之关系。
所以，王充认为人的命运是确定的，自人禀气而生开始就已被确定，所谓“用气成性，性成命定”
（《论衡·无形篇》）。
当人禀气而生之际，人生的富贵夭寿就已经决定了，人不可以通过自身的行为来改变命运，而只能通过“骨相”
“天象”
来预知。
这样的观念显然与王充的批判精神截然不同，王充在历史上自然受到了批判。
当然，与其说这种命定论的思想与王充的批判精神是矛盾的，倒不如说这与王充自身的现实遭遇有很大的关系，其背后是一种无奈的情绪。
无论是对于气、性还是命的阐释，王充的论述都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就是经验。
《实知篇》《知实篇》的名称，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种倾向。
在王充的学术体系中，非常强调经验的重要性，认识的有效性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的，所谓“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
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
（《论衡·薄葬篇》）。
“有效”
“有证”
强调的即是在现实中能够得到验证，唯其如此，才能说是正确的，否则就是“空言虚语”
。
但经验事实并不是唯一可靠的标准，因为经验事实本身具有复杂性，单靠经验，难免会出现谬误，所以在强调经验的同时，也应当重视人的理性思维，“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
（《论衡·对作篇》）。
所以，对于王充来说，经验事实是判断人认识的真伪的首要根据，同时，亦需要以人的理性思维来考订人的认识。
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达到验证认识的有效性的目的。
在元气自然的思路中，王充思想具有独特的意义。
在汉代那种特殊的思想氛围下，重视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值得肯定的。
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如章太炎等近代学者才给了王充独特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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