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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企业存在的理由是实现员工价值最大化，这是日本企业的观点，他们称之为“从业员主权”
。
我们认为这种价值观也不适合华为公司。
日本企业以员工为中心，实行“终身雇佣制”
，在工资和人事制度上实行“年功序列制”
。
虽然日本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辉煌过一段时间，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陷入了长期的萧条。
事实证明，企业以员工为中心，是不能长久生存下去的。
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造成企业内部缺乏正常的竞争和淘汰机制，优秀人才不能脱颖而出，落后了的员工仍然占据着重要的管理岗位，新鲜血液不能及时补充，企业不能新陈代谢，这是日本企业竞争力下降的内在原因。
日本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尝试改变这种状况，华为公司要吸取日本企业的教训。
企业不能以员工为中心，还因为企业生存的价值是从外部获得的，而不是内部自然生长的。
而要从外部获得价值，就要为外部做出贡献，也就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和提供满意的服务，这样企业才能存在，才有希望长久生存下去。
还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企业存在的理由是实现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整体利益适度与均衡。
所谓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合作者，还有政府和社区，等等。
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从整个价值链的角度看待企业，主张利益相关者相互利益之间的适度、均衡与合理化。
但问题是，在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谁处在最优先的位置？我们认为是客户，客户是价值的源泉，离开了客户，企业没有了利润，企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华为公司存在的理由是为客户服务的原因。
（2）
在当时为什么要去掉“唯一”
两个字呢？多年后，黄卫伟教授撰文解释了其详细的原因。
黄卫伟写道：“为什么把‘唯一’两个字拿掉了，是因为未敢突破西方的企业理论。”
黄卫伟教授介绍称：“西方的企业理论对于企业是为谁的，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是为股东（shareholder）的，也即是为投资者的，企业归投资者所有，投资者拥有剩余索取权，企业不能给投资者带来高回报，投资者就会撤资，将资金转投回报高的企业。
这在英美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以及董事会聘用经理人的委托-代理机制下表现得非常明显。
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是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关者中包括顾客、股东、员工、社区等利益群体。
第一种观点是主流观点，西方的企业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个基本假设之上的。”
在黄卫伟教授看来，作为学者，自己提出的每一个理论观点都很谨慎，“最忌讳的就是前后矛盾，自己否定自己”
。
黄卫伟教授坦言：“我理解任总的这一思想，首先是站在客户角度而不是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华为存在的价值的。
客户选择华为的产品和服务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华为的产品和服务更好，更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客户才不管华为的投资者是谁、员工是谁呢。
其次，如果客户不购买华为的产品和服务，哪会有股东和员工的利益。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再次，华为是一家员工持股的公司，员工和企业家都是股东，我们总不能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客户之上。
最后，任总的这一思想还涉及做生意的大道，什么是生意的大道呢？就是通过利他来利己，越是能够利他，就越是能够利己。
利己谁都明白，但通过利他达到利己的目的，就不是谁都能真正认识到和自觉做到的了。”
（3）
与黄卫伟教授不同的是，任正非从制定《华为公司基本法》开始，就一直强调“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
，任正非坚持这个观点的原因是基于自己在华为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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