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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大多数穷人是妇女，因为她们通常寿命比男人长，又被排除在高薪职业之外，很少有机会储蓄，她们做着相同的工作收入却较少，不得不因照顾家庭的责任而中断工作生涯，而且以自己的名义拥有储蓄又受到种种法律限制（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才有所改观）。
1909年通过的针对70岁以上英国老年人的抚恤金法案，某种程度上旨在解决这些问题，但为了鼓励储蓄、工作或依赖家庭，这些抚恤金被设置得低于最低生活水平。
这种贫寒证书式的救济带来的也是一种社会耻辱。
尽管1750年之后英国在不断繁荣发展，1845年后的济贫工作进行了重组，但苏格兰的社会水准仍然低于英格兰。
1867年，70%的“生产工人”
一年收入低于30镑，而10%的上层人物吞噬了全国一半的收入。
财富的两极分化在城市尤为明显，并体现在住宅上。
城市贫民搬到中产阶级腾空的中心住宅，以及也是新的但往往建得很糟糕的“共同住宅”
（公寓大楼），这些地方居住着像佩斯利这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城镇的工业劳动力；而中产阶级则迁往乔治时代的“新城”
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郊区。
1911年，一半以上的苏格兰人住在一居或两居的房子里，格拉斯哥和邓迪则有六成以上的人口。
结果便是拥挤，对近56%的格拉斯哥人来说，一个房间里要住两人以上。
几个世纪以来，饮食都取决于人口压力和农业局限性。
垃圾堆（垃圾倾倒地）表明苏格兰人在铁器时代和黑暗时代的仪式上就畅饮啤酒、寻欢作乐，而英格兰人则吃猪肉，这说明这些肉制品并非基本食物。
肉食在中世纪晚期回归，但1550至1750年间，大多数苏格兰人的饮食以鱼和蔬菜为主，因为肉食太贵了。
英格兰艺术家威廉·霍加斯的不朽名作《加莱之门》（TheGateofCalais，1749）中，（烤）牛肉已成为一道标准的饮食，是英格兰的文化象征。
对肉食动物来说，因与“彭斯晚宴”
的联系而为人熟知的哈吉斯（剁碎的羊杂碎、燕麦片、洋葱塞进羊胃里做馅儿）并不比简陋（健康）的鲱鱼，或羊羔腿、羊头更能成为一道地道的、“标志性”
的传统食物。
比顿夫人（MrsBeeton）于维多利亚时代出版的《家庭管理手册》（BookofHouseholdMa）中描述过羊头，但现在到处都不供应羊头，尽管位于爱丁堡达丁斯顿的最古老的苏格兰酒吧之一的“绵羊海德酒馆”
过去一直都有，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禁止。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日常饮食也逐渐改善，工业和商业的顺利发展也允许进口食物，但直到20世纪，佝偻病仍然是城市工人阶级儿童的常见疾病。
现代苏格兰以酗酒和普遍糟糕的健康状况闻名，这体现在成年人（男性）的平均寿命非常低，并且提供油炸食品的火星酒吧最具典型意义。
但很多问题与种族并没有关系，而是和社会阶层划分以及经济机会有关，这一点在整个英国和欧洲都是一样的。
1945年后的福利国家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国民营养、延长寿命，而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案》则是现代第一项重要的环境措施。
随着生活水准日益接近欧洲平均水平，过去一代人的健康意识迅速提高，吸烟明显减少、饮食更健康、锻炼更多。
2014年格拉斯哥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仅能起到一点推动作用。
今天，大多数苏格兰人在考虑的是选择吃什么，而非考虑吃更多食物。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下馆子吃饭还不常见，大多数食物都很无聊，而且烹饪简陋——对虾鸡尾酒的难度算最高了。
现在，精致小巧的乡村旅馆到处都是，很容易就能在外面吃到美食（如果不考虑是否便宜的话）。
像尼克·耐林（Ni）、哈姆什·魏肖特（HamishWishart）这样的苏格兰大厨都是世界级别的，就像伦敦的戈登·拉姆齐（GordonRamsay）一样。
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的精英都在热切地购买波尔多、奥波多、莱茵兰的红酒。
然而奇怪的是，直到20世纪末，苏格兰的红酒消费一直很低。
事实上，酒水从来没有便宜过，而且在烟草信息被强制禁止之后，酒水将是健康游说团体的下一个目标。
加利福尼亚（1994）和爱尔兰（2004）充当先锋，苏格兰在2006年也引入了公共场合的吸烟禁令。
17世纪以来，威士忌一直是工人阶级的饮品，也是道德改革家的头疼之事，就像18世纪英格兰的杜松子酒一样。
和大多数现代苏格兰的象征一样，威士忌目前的声望来自市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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