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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还受限于延长母乳喂养、节制性欲，或诸如体外**这样的基本避孕措施。
运用机械方式选择生多少孩子、何时生孩子的现代“生育控制”
，是20世纪初的发明。
这种方式的引入主要由男人引导，直到20世纪60年代，避孕药才让女人有了更大的控制权。
家庭规模急剧缩小。
19世纪70年代缔结的婚姻，有五分之二的家庭生出六个以上的孩子，而20世纪20年代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不到2%。
苏格兰的非婚生率普遍较低，但部分地区的非婚生率是欧洲最高的：19世纪末的东北部农村，五分之四的妇女在结婚之前都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或在结婚三个月内生出第一个孩子。
整个19世纪，苏格兰是一个年轻人的社会，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龄是14岁或更小。
现代苏格兰大概有500万居民，其人口结构和西欧、北美大致相当，尤其是人口的“老龄化”
。
出生率低，寿命更长，本地人口逐年下降。
曾经包容人口活动的社会结构在上一代时发生了急剧变化。
20世纪80年代末，30岁以前结婚的妇女中有一半曾在婚前同居，而20世纪60年代只有3%。
1997年，邓迪出生的孩子首次有一半以上来自单亲妈妈，或来自同居但没有结婚的父母。
整个苏格兰，有四分之一的孩子现在生活在单亲家庭中。
根据1987年的比例，20世纪70年代末的婚姻有三分之一以离婚收场，而20世纪50年代初期，只有7%的离婚率。
其部分原因在于保守的教育政策，这些政策似乎基于以下前提，即不教性健康知识就会防止年轻人发生性关系。
然而，苏格兰十几岁怀孕和性疾病传播的比例却是欧洲最高的。
图8 俯瞰圣安德鲁斯，展示教堂、城堡以及中世纪三街计划的东部街头。
自中世纪以来，苏格兰的城镇就是教会、政府、贸易和学术的中心
生活水准
在苏格兰的大部分历史中，它都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它对待贫穷问题的方式不同于英格兰。
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英格兰的济贫工作是由国家组织的，国家进行地方管理并给予财政支持，并把对较富裕居民征税所获得的主要供给与非正式捐赠结合起来。
苏格兰和英格兰一样也有早期立法，不过从未有效实施，其供给平衡完全颠倒。
出于济贫目的（或其他目的）的征税从来就不盛行。
相反，一种混合的福利经济维持着贫困人口的生活，其重点是非正式捐赠。
城市有征税，但在乡村教区，教会、地主和邻里提供了绝大多数救济物，直到17世纪，苏格兰教会接手管理正式的救济工作。
随着人口重新分布到城市以及苏格兰教会的分崩离析，这一体系也常常难以为继、不堪一击。
1845年的苏格兰济贫法，紧跟1841至1843年的经济崩溃和1843年的教会瓦解（1841至1843年的经济崩溃中，佩斯利112家制造商中有67家破产，四分之一的人口等待接济）；这一济贫法旨在促进征税，但这些税收在高地几乎无人知晓。
然而，地方自治在制定政策方面的范围比英格兰要大得多，现实中的济贫措施也大不一样。
苏格兰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对公共卫生有着更直接的态度，1845年的济贫法与1834年英格兰济贫法的不同之处，是需要为穷人提供个人医疗护理，这一规定的精神依然保留在苏格兰议会现行的老人医疗保健政策中。
维多利亚时代，几乎所有的孤儿都得到寄养家庭的照料；苏格兰人不希望下一代暴露在穷困潦倒的坏榜样中。
人们认为，寄养在心理上和财政上都对孩子和寄养父母更有利，而且对教区而言，寄养制度也比机构化便宜（地方负责往往意味着削减开支）。
实际上，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明显的差别是缺乏为穷人而设的正式机构，穷人宁愿选择家庭救济或“院外”
救济，也不选择阴冷、有辱人格的英格兰济贫院。
1906年，苏格兰的贫穷人口中有14%接受了机构化救济或“院内”
救济，而英格兰的比例则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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